耶穌的受難：從潛能與能力說起

今次台灣太陽花學運是成功抑或失敗？若以重新審議服貿協議為目的的話，太陽花學運是失敗的（當然，我們還未知道事件日後發展如何）。然而，總有人說，太陽花學運動影響深遠，因為人民覺醒了。但人民覺醒是一種輸打贏要式的自我安慰還是真的比成功爭取重審服貿協議更重要？這牽涉我們對能力兩種不同理解。

第一種對能力的理解強調它的實現性和表現性。例如，當我說我有能力贏這場足球比賽時，我就需要在比賽中證明，不能只得個講字。縱使堅強意志是重要，但輸就是輸，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不論曼聯球隊如何自稱有潛力，今屆英超冠軍失落就說明一切。因社會著眼於以表現來認識能力，我們漸漸不自覺失去對潛在能力或一種不以有效性來衡量能力的認識。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以有效表現的能力者不一定代表他真有能力，因為他的能力表現可能源自他的恐懼、缺乏自信，甚至逃避責任。例如，今日中央政府選擇以暴力和謊言對對維權人士，因為它知道理虧，不敢理性對話。這帶出對能力第二種理解，就是潛在能力。潛在能力不是不可以表現出來，而是不因不表現出來就沒有能力，因為潛在能力的基礎是自由，它按它自己的時間和以不同形態表現出來。殘障人士有可能沒有我們經驗到某種能力表現，但這不等於他們沒有能力或一定遜於其他人。例如，一位老人跟我說，「我屬於社會認為老弱殘兵之一員，但我可能比你們有一個優勢，就是因我知道來日無多，所以，我比你們知道如何寫死這個字，也懂得如何活。」事實上，不同地區調查顯示老人比中年人更不怕死。

以上對能力兩種不同理解有助我們對耶穌受害和死亡故事的認識。審問耶穌是否有罪的羅馬官（猶太省巡撫）彼拉多是有實際能力的，因為他有權決定耶穌是否有罪和處死耶穌。雖是如此，但他在審問耶穌一事上選擇以法治多於強迫性暴力。例如，彼拉多按著法治要求的程序，即指控、調查、認罪和判決。為何他在審問耶穌一事上選擇法治方法？可能他不認為耶穌對羅馬政權沒有很大威脅。又或者他不想受猶太人領袖支配他的決定。按聖經記載，彼拉多查不出耶穌有甚麼罪，並打算釋放耶穌，但因來自猶太人群眾的聲音，他恐懼若不按民眾的要求，被釘在十字架的一位將會是他自己。群眾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約十九章12）所以，他最後背叛他的調查，從法治轉向強迫性暴力，順應群眾，釋放巴拉巴，並宣判釘耶穌在十字架。耶穌就成為彼拉多自保下的犧牲者。這是否代表民眾才是真正的能力者？聲大不等於有理，反而這是一種暴民暴力，即今日我們所說的民粹。民粹指人民易於從眾，缺少知識，沒有思考能力且反智，容易受到感情影響（太二十七20），而攪民粹者就是眾祭司和長老。（太二十六57-68；二十七1-2）在民粹下，耶穌被犧牲了。

相對於祭司、民眾和彼拉多，耶穌是那位最沒有能力的弱者，任人擺佈和決定。縱使耶穌的抗辯如何合理，聲大比道理重要、暴力比法治才是道理。雖是如此，但聖經記錄了數個值得我們留意的片段。第一，當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時，耶穌亳不客氣說，「我一向都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你為甚麼問我呢？」旁邊站著的一個警衛打了他一耳光，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耶穌回答他：「假如我說的不對，你指證不對的地方；假如我說的對，你為甚麼打我呢？」（約十八19-23）在能力弱勢一方的耶穌拒絕不反抗。第二，耶穌回應彼拉多的能力，「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十九11）若不是耶穌甘願，彼拉多根本就沒有能力將他處死。第三，掛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我們沒有聽見耶穌對害他的人說報服的話，反而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路廿三34）我們也沒有聽見他的自憐，反而安慰在苦難中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了。」（路廿三43）看來在能力表現上軟弱的耶穌卻擁有一份暴力沒有的能力，即在不公義下，堅持道理、不向暴力屈服，也不因受到殘暴對待而變得報復性。耶穌的能力源自祂的寬恕和愛，而這微弱能力竟然揭露穩定和秩序的真面目，即恐懼和暴力。然而，耶穌最後仍被釘在十字架，並且死了，暴力似乎勝利了。

耶穌在十字架的遭遇使我們重新認識保羅一句話，

「我（耶穌基督）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原文是潛在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9）

保羅選擇用當時希臘文「dunamis」 (δύναμις)，而不是「energeia」(ἐνέργεια) 來描述耶穌基督的能力。簡單來說，「dunamis」指潛在能力，而「energeia」指表現能力。縱使耶穌行神蹟，但聖經作者選擇用「dunamis」來描述他的能力。這選取提醒要我們著眼於潛在能力，不要被表現能力吸引或嚇怕，並崇拜表現能力，反而要認識潛在能力，因為只有在潛在能力下，我們才不會將真理和公義等同某種能力表現，也不會以暴力爭取真理和公義。我們開始明白，不是耶穌行神蹟能力使我們的軟弱完全，而是耶穌在十字架能力使我們軟弱完全。我們的軟弱不是因為我們沒法抵抗謊言與暴力，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只有表現能力才算是能力。

近日，劉進圖先生（世華網絡營運總裁，於2014年2月26日被斬）有這樣的分享。

我從少年時期就返教會，學會人生目標應是榮神益人，努力事奉。過去我一直認為，事奉是奉獻自己的才智、能力和時間，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自然就能榮神益人。例如，我努力讀書，考取好成績，便是向世人作好見證。又例如，我捨棄較賺錢的法律專業，為興趣和使命跑去當記者，還盡量抽時間教學及服公職，這就 是努力事奉、榮神益人。

如果我承認今次我遇襲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指稍後舉行的遊行，左中右的新聞團體破天荒聯合行動，一起反暴力。又有朋友說，這次事件喚醒了港人，關注新聞及言論自由），那就意味我是通過一個非自願的、被動的、與個人才智能力全不相干的途徑，單純靠承受傷害和痛楚來造就別人，這完全違反了我一貫的概念。其實，我這個人頗有點精英主義，上司曾批評我恃才傲物，我從來沒有想過，放下聰明才智，不再勞心勞力，人還能做什麼？我從來不曾明白，所謂無權勢者的權力、受苦的事奉，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大半生走過的所謂榮神益人努力事奉的路，到底當中有多少真實而深刻的意義？有多少其實是為了滿足自我的虛榮？這一連串的問題，在靜夜無眠的晚上，折磨覑我的心。

這是否說明劉進圖先生的犧牲是有須要的？耶穌的苦難不是要合理化一切犧牲，而是他的犧牲是一個暴力的結果，一件不公義。被犧牲者是弱者，但同時，被犧牲者卻揭露出行使能力者的暴力，並向它宣告，公義和真理不會因它的能力被顛倒。當凝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我們同時顧念在我們社會中被排斥和受到不公義對待的人，他們是劉曉波，剛被判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丁家喜、李蔚、趙常青和張寶成（他們主張
官員公開財產） 等人。面對能力下，我們在沉痛和絕望中，向上主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開我？」我們也深深向上主祈禱，讓我們相信從上主而來的能力，即可能站在實現之上。

生命，而不是資格 -- 神學主日

資格之所以出現，因為這有助於對群體身分的界定和保護。所以，香港人有他們對香港人的資格 (居港七年，但外地家庭傭工不包括在內）界定、醫生有他們對醫生的資格（獲取香港醫務委員會評核）界定。但當資格漸漸從界定轉變為排斥，並成為個人最主要，甚至唯一對自己和他人的認識和評價時，我們整個社會就失去對生命的接觸，因為資格取代了生命，甚至生命是為資格。例如，學生活動的目的是獲取資格（有助升學）多於興趣、官僚下的工作世界看你的資格多於能力、在職人士的進修是為要獲取資格多於學習，甚至購物衣著也從資格考慮。

基督徒對資格和生命這兩種理解特別有感受，因為我們成為基督徒與資格無關，而是上主看重我們的生命。聖經時代的猶太人就是從資格看他們與外邦人關係。他們認為外邦人沒有資格被上主救贖，因為上主只跟猶太人立約，只有猶太人是上主的選民。所以，當耶穌傳福音的對象不限於猶太人和那些有高尚宗教操守的人（即稅吏，罪人和妓女）時，法利賽人和文士特別覺得不舒服，因為他們一直堅持的資格不再為他們帶來特別身份和地位。他們不滿意外邦人竟可以分享他們的資格，更不滿意罪人跟聖人也是上主的兒女。在資格下，他們看不見生命。這使我想起2001年，當時天主教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神父去信香港接近 200 間天主教中小學校，呼籲學校有空餘位置的情況下，收取滯留香港但無居留證的中國內地兒童上學。當時的政府立場是沒有居港權的非法入境及居留的人士不能入學就讀，並警告學校如果接受無證兒童學生，有可能犯刑事罪行。對天主教會來說，這些孩子是生命，與他們香港人資格無關，以致他們願意承受被檢控的風險．社會的可怕，就是它以法例扭曲人生，將資格代替生命。在這背景下，保羅說出耶穌基督的救贖是從資格轉向生命：

其實，你們藉着信，在基督耶稣裡都成為上主的兒女。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稣裡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三26-28）

表面看來，這只是一個宗教課題，但耶穌基督的救贖從不限於宗教層面，更關乎宇宙萬物。因此，當有人因性別、殘障，性取向（性身份）和種族等受歧視時，教會要站出來，宣講耶穌基督的救贖，即生命優於資格；又當有人以侮辱性字眼咒罵中國旅遊人士時，教會要站出來，宣講耶穌基督的救贖，即生命優於資格。

神學其實很簡單，就是認識，宣揚並實踐耶穌基督的救贖，即從資格轉向生命。社會需要神學，因為社會已忘記生命，只有資格。神學要向社會展示生命優於資格的意思。教會需要神學，不但因為神學提醒教會是否實踐耶穌基督的救贖還是製造資格，更要培養信徒學像耶穌基督，對生命的投入。然而，當神學只是某些人的專利（即只有當牧師的，才可讀神學），神學又變成資格了。因此，只有每一個信徒參與神學 (讀神學，支持讀神學和神學教育) ，神學就是生命，而不是資格了。

「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寫在劉進圖遇襲

暴力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現，但最直接對暴力的感受是它以傷害他人身體形態出現。有別於受言語暴力，受身體暴力者不可能以提升個人EQ能力（例如，幽默感），重構他在身體暴力下的經驗，不但因為身體暴力具體地在一個人身上留下不滅的烙印，更因為身體暴力以殲滅對方生存為目的。因此，不論甚麼理由，我們毫無保留譴責一切身體暴力。

雖然我們向行兇者宣告，「They can’t kill us all」，但主謀和行兇者仍相信透過身體暴力就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因此，我們宣告的重點不是一種任由施暴者繼續身體暴力的打不死精神，而是因這宣告，我們決心要將主謀和行兇者繩之以法，並結束一切身體暴力。以上宣告和決心不是只為劉進圖先生，更是為社會上一切曾受身體暴力者來說的。

縱使我們暫時無法証明劉進圖的遇襲跟他的新聞工作有關，但我們不排除這可能性。這不排除並不表示新聞工作者因過份憂慮而導致的聯想，而是新聞工作者的求真態度及其社會責任往往使他們置身於危險中，因為他們的天職使他們無可避免與權力對著幹。不論為公為私，我們應以各種行動保護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與安全。然而，仍有一些新聞工作者不會因劉進圖遇襲而擔心，不是因為他們已拿了自己條命出來，而是因為求真不再是他們認為最基本。

提升矛盾雙方的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有助減少因衝突帶來可能的身體暴力。但若身體暴力緣自行使暴力者有不願人知的秘密而這秘密又牽涉侵犯公眾利益時，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就不一定有用場。相反，身體暴力往往成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方法之一。說得嚴重點，就是滅口。那麼，劉進圖的遇襲不是因為他個人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弱，也不是因為他不講理（他的文章從來就是情理兼備），而是因為邪惡勢力的本相。

面對身體暴力，我們謹記耶穌的話，「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太廿六52）在忿怒下，我們以更大和平對抗身體暴力，但相信上主所說，對他人身體暴力的結果必而臨在行使者身上。

此刻，誠心祝願劉進圖康復，並願上主安慰他的家人和親友。

真話與謊話 (耶八11): 寫在反滅聲大遊行

若真話是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時，謊話就是將不是說成是，是說成不是。表面看來，真話與謊言話似乎很容易辨識和實踐，但事實卻不是。一方面，透過權力，謊話已成為真話，並塑造正常化的人的主體。這就是位份化（subjectivization）。另一方面，縱使人們能分辨真話與謊言話，但因不想受影響，太多人選擇以距離觀之，以致沒有勇氣不參與謊話和維護真話。先讓我分享一個故事。

故事來自鄂蘭（Hannah Arendt）的作品－《平凡的邪惡》。《平凡的邪惡》紀錄1960年以色列情報局在阿根廷綁架前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回耶路撒冷受審的過程。按鄂蘭描述，艾希曼讀書不多，生性保守謹慎，人生並不順利，直到加入希特勒的親衛隊。然而，他加入希特勒軍隊，不是因為認同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而是想過好一點的生活。事實上，他做到了，因為他使命必達。

在這場審判中，艾希曼的辯護律師說：「艾希曼在神的面前認為自已有罪，但並非在法律面前。」他只不過是所謂猶太專家，戰爭前和初期組織猶太人移民，沒有直接參與集中營大屠殺；他只不過是中層的軍官，聽命於官僚組織。他承認自己所唯一犯的錯誤，就是「奉命行事」。

這個「奉命行事」促使鄂蘭思考，所謂邪惡，經常不是以巨大猙獰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平凡無奇的樣態產生。邪惡不僅僅是個人的惡，更源自於結構上的不反抗；而這種不反抗，常肇因於人們微小的自利和無力惑。原來，這位被猶太輿論認為窮凶惡極之徒的艾希曼只是一個思想簡單、行為保守的人。究竟艾希曼是受騙還是沉溺？受騙，因為他被集中營高舉「工作使人自由」的口號欺騙了；沉溺，因為他滿足於無知帶來的利益和穩定。若是被騙，他的罪相對地輕；但若是沉溺，他的罪並不比惡人輕。事實上，平凡的邪惡比惡人的惡更可怕，因為他們是裝睡的人，不願意醒來。

《平凡的邪惡》給我們一個不同視野閱讀聖經一句話，耶利米書八章11節。當謊話已主導當時猶太人生活時，上主就毫無保留指出猶太領袖（先知和祭司）的謊話，所以，上主說：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八11）

謊話裝扮平安的樣子，更推銷它的平安。其特色是：第一，它認為任何改變將帶來不穩定，甚至製造更壞的可能，所以，維持社會現狀（status quo）是大道理。第二，它將一切社會不穩推卸在反權力者身上，但漠視它才是社會不穩的主要因素（例如，將問題推在和平佔中）。第三，它以保障小市民正在享受或多或少的利益為誘餌，使他們沉溺。這種平安是虛假的，因為其背後是貪婪、欺騙和謀害。當將焦點放在行惡者和說謊者身上時，我們可能會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沒有參與謊話和待被拯救的一群，但《平凡的邪惡》作者提醒我們，平凡使邪惡可以延生，並壯大。那麼，上主對猶太人的批判是一項甦醒行動。一方面，讓被騙的人們知道政權所說的平安是騙局；另一方面，鼓勵人們不要沉溺在謊話中，因為上主的審判已臨在。這又使我想起另一個故事。

已離世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寫了一個有關蔬果店小老闆的故事，背景是共產政權下的捷克。故事描述這小老闆每天都要肯定一張寫下「全球的工人團結起來」的大型海報貼在櫥窗上。事實上，這小老闆並不介意全球的工人是否團結起來，僱客們也是如此。過了一段時間，小老闆問，「若眾人都不相信，為何還要貼上這海報？」他明白只有貼這海報，他才可以安全地做小買賣。否則，他就會被拉去問話，甚至下監。統治階層是否知道這海報所講的是謊言？當然知道，但最重要就是眾人都接受這謊話（被騙還是沉溺）。對哈維爾來說，成為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以行動不參與謊話。當說謊者只剩下自己時，謊話就不可能繼續下去了，甚至真理就會從中出現。為了真話，小老闆終於決定不張貼這海報。

在哈維爾的故事下，上主就是那位不參與說謊話（不繼續講平安），並鼓勵我們也這樣做。耶利米說

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廿7-9）

不參與謊話和講真話並不容易，因為謊話的力量太大了，甚至操生殺之權。或許，不參與謊話和講真話的基礎不是勇氣，而是如耶利米所說，來自上主的火，一份對講真話的激動，對謊話的厭惡。可悲的，平凡將生命的激情也磨滅了。

今日由香港記者協會舉辦的「反滅聲大遊行」有教會團體支持，但大部份都是沉默，並以平凡為藉口，為自己的冷漠辯護。說回來，近日新聞界所發生的事是否滅聲行動？我們可以有不同分析和評論，但這無礙支持和參與「反滅聲大遊行」，不是因為支持李慧玲，而是因為講真話的基本是容許自由講話。沒有自由講話，謊話就會更容易成為真話。謹記邪惡不只來自權力，更來自我們最不政治的平凡和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