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處境
公共神學致力於透過對話與實踐，將基督宗教信仰與公共議題連結，以促進共善（common good）。那麼，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安法」）實施以來，公共神學產生了或要有甚麼轉變？這是一個對共善的處境討論，也是一個如何達至共善的探討。有關香港公民空間（civic space）與公共論域（public sphere）的變化，本文毋須多作贅述。然而，我留意到其中一項值得關注的轉變，「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逐漸成為許多在香港生活的人之信念與修行方向。例如，近期出版的一本前在囚者著作，便以《那些日子，我一直想要變得更好》為題。究竟「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指的是甚麼樣的人？為何他們會在這時代以此為人生計劃？這是否一種無奈的被退縮嗎？他們如何演譯更好的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不僅是宗教上所講的認罪和悔改，同時也是對一個強烈壓抑與扭曲的社會現實之回應。因此，「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不是關注粗口是否可以講或金多寶六合彩是否可以買，而是要活得磊落光明、不亢不卑、保持正直。「更好的自己」是在「去存在」的處境中努力地「存在」，甚至掙扎「再存在」的表達。「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是個人的（personal），卻不私人（private）。私人的「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旨在保護自身不受沾染，其終極關懷是自我；然而，個人的「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則重保存良知和人格，其終極關懷是守護自身與他人的存在。這一現象為公共神學提供了一個重要視野：一方面，它有助教會重新理解成聖與門徒的意義，並肯定道德人（moral agent）的公共面向；另一方面，也促使教會思考其參與，並為此提供相應的屬靈與實踐資源。這樣，我會認為公共神學在當下香港處境是關乎參與、保護和見證「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的過程。這是一個生命政治的課題（biopolitics），即在刪除記憶、壓制新想像和制度性去權威脅下，重新建立對自身生命意義與存在方式的詮釋權。我認為「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的公共神學牽涉參與世界禮儀、民主人格塑造取向和受苦的合一等三個面向。
禮儀的公共神學
禮儀（liturgy）是公共的見證、參與和慶祝上主的救贖行動。天主教神學家拉納（Karl Rahner）指出，世界是上主救贖行動的展開場域。世界禮儀（liturgy of the world）構成了原初的禮儀，而教會禮儀是世界禮儀的象徵性代表。唯有人在世界中的具體經驗被納入並參與教會禮儀，教會禮儀才有內容和意義。禮儀的基本意義並不在於教會崇拜中或信徒對上主的頌讚，而在於它是一場存在性的事件，讓人得以沉浸於那不斷滲透、瀰漫於世界之中的神聖奧跡。因此，任何關於崇拜的神學，其根源上必須是一種世界禮儀的神學，而教會禮儀本質必然是公共。教會禮儀的詮釋任務並非將歷史套入教會禮儀的術語中，反而透過救贖歷史的深度視角，來理解禮儀的意義。
世界禮儀意味著人類生存的每一刻，皆蘊含著與上主相遇的可能。這是一種雙向的臨在——上主在自由中啟示祂自身，而人類則在自由中作出回應。此種相遇的可能性延展至生命的每一個層面，無論是極其非凡的時刻，抑或平凡庸常的日常。即便在最看似世俗的事件之中，亦可能蘊藏著人完全而積極參與上主生命的契機。既然恩典具有歷史性，歷史本身便無法被劃分為截然分立的世俗與神聖領域。傳統上所稱為神聖的事件，本質上同樣是歷史事件；而那些看似純粹世俗的發生，則往往內含一個隱蔽且未被察覺的維度，即人與上主之間的交涉與互動。在此脈絡下，教會禮儀承擔著批判性與啟示性的功能：它的任務並非為世界禮儀賦予意義，而是使其得以被辨識，並揭示那些原本潛藏且未經言明的深層意義。這是教會作為「聖事」（Sacrament）的本質職能：教會的存在，是以可見且具團體性的形式，彰顯那滲透於世界歷史之中的隱藏恩典。
然而，世界禮儀之所以難以被辨識，不只因為人失去靈性的觸角，更因為很大程度上源於歷史中的惡。主流的歷史敘述往往是壓迫、暴力與不義，使人傾向於感知黑暗籠罩一切，從而遮蔽了將歷史理解為一種原初禮儀行動的可能性。在這些黑暗時刻之中，上主的恩典依然閃耀，絲毫不減。約翰福音一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每當個體接納並實踐那由恩典所啟動的自我超越時，上主便在其中獲得頌讚。例如，在宏福苑火災苦難處境中，我們經驗了團結、憐憫與彼此扶持。此外，人類在其有限性中所經歷的痛苦，本身亦可能成為一種指向超越的深刻契機。因此，世界禮儀並不僅屬於那些因生命美好而歡欣的人，同樣也體現在那些承受生命重負的人身上。強調世界禮儀並非意在淡化人類受苦的嚴重性，亦非為其所面臨的惡行提供任何辯護。相反地，即便在人類存在最黑暗的時刻，這些經驗仍可能被納入並編織於世界禮儀之中。
禮儀公共神學或公共禮儀神學關乎教會崇拜更新，重點不是崇拜時的詩歌、程序和內容的改革，而是重新建立世界禮儀與教會禮儀的合適關係。「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的公共神學要求更投入世界禮儀（包括監獄、街市、日常生活），在當中崇拜，並為世界提供靈性辨識力，從中結連世界與教會的關係。
民主人格塑造的公共神學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關乎轉念。這包括第一，在智性上，從無知和偏見轉向批判和開放；第二，在道德上，從不公義和冷漠轉向正義和同在；第三，在宗教上，從心之轉向自我轉向他者。這對公共神學的意義是關注民主人格塑造。民主人格塑造是公共，因為這是要回應當代政治處境、父權文化，以及種族與宗教關係，其中有虛假民主、家長文化、性別歧視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等。
瑪莎・C・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其著作《培養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中指出，民主人格有三項關鍵能力。
第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並質疑自身文化與思想傳統的能力。當政治論述淪為淺薄的民粹主義宣傳時，人能否維持智性自主，取決於其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包括評估論證、檢視其背後的概念，以及想像其他可能性的能力。
第二，民主人格要求個體不僅將自己視為某地方社群或文化群體的一員，更須從根本上將自己理解為與他人透過認同與關懷彼此連結的人類。這種普世主義視角意味著，既要理解可能阻礙彼此理解的文化與國家差異，也要認識到人類共同的需求與利益。正是這些共通性，使彼此理解成為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的必要條件。
第三，敘事想像力在民主人格塑造中的重要。這是一種能夠在想像中將自己置於他人的處境，以同理心理解他人故事的能力，並體會塑造其經驗的情感、欲望與動機。泰戈爾（R. Tagore）說，「我們或許可以藉知識變得強大，但唯有透過同情，我們才能達至圓滿 。」
批判性自我反思、普世主義思維，以及敘事想像力等三種能力也是公共神學要有的基本。否則，公共神學也可以是洗腦神學。這正是田立克（Paul Tillich）所強調的「新教原則」，即任何有限的實體皆不得僭稱為絕對。保持批判精神正體現新教原則。然而，現實中的教會往往未能將此原則落實於對領袖權威、聖經詮釋和政權關係的審視上。尤其在基督教錫安主義一事反映出來。事實上，很多時，公共神學面對的阻難，不一定來自非基督徒，反而來自教會本身。另一方面，民主人格塑造的公共神學更致力於培養「先知性的想像力」。此一想像力之所以可能，因為聖子耶穌道成肉身進入人類歷史，並藉其復活使終末在當下開展。這是上主啟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麥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指出，宗教中屬於彼岸的元素是對某種超越此世之物的渴望；這種渴望有助於開啟並維繫人類的想像力，使其對「被視為自然秩序的現存狀態」之外的可能性保持開放。宗教不是人民鴉片，對現實世界不滿的痲醉，反而是對現實世界更不滿，以正義與和平的異象挑戰既有現狀，也使人在危機與困境之中仍能懷抱盼望。「先知性的想像力」對民主人格塑造很重要。第一，培育有異像的群體、不接受現實就是真實，因為基督的真實（Christ-Reality）才是真實；第二，現實不是不可變，也不是變不了，又縱使當下真的改變不了，卻沒有失去盼望，因為基督的真實彰顯了。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的公共神學是參與民主人格塑造，不論對象是教會或非教會。當香港教會仍有辦學，民主人格塑造的公共神學為教會提供一個辦學目的重要參考。
合一的公共神學
尼西亞信經指出，「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教會的合一運動（Ecumenism）旨在促進基督徒之間的團契以及教會的合一。然而，合一不僅是教會內部的課題，它同時也是上主旨意的象徵，即表達祂對整個受造界合一的期望。因此，教會對合一的追求，亦必須回應當前社會中因經濟、生態、性別、政治、種族、宗教以及各種差異所造成的分裂現象。
在2013年一次為基督徒合一而舉行的祈禱聚會中，教宗方濟各提出了「血的合一」（ecumenism of blood）的概念，以描述一種團結的形式。他指出
對我而言，合一是一項優先事項。在某些國家，人們因為佩戴十字架或持有《聖經》而遭到殺害；然而，在迫害他們之前，沒有人會問他們是聖公會、路德宗、天主教還是東正教的信徒。他們的血已經混合在一起。對於那些施暴者而言，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在血中已然合一，儘管在我們彼此之間，我們仍未成功採取必要的步驟邁向合一．．．
在另一場合，教宗方濟各亦曾使用「受苦的合一」（ecumenism of suffering）一詞，作為「血的合一」的同義表述，這兩個詞在他的神學語彙中可互換使用。在血與苦難的語境中，合一的核心訊息被理解為一種共融：即基督身體中一個肢體的苦難，為整個身體所共同承擔與體驗。從此意義而言，苦難不僅是一種需要待消除的處境，更是一個神學場域，揭示人類共享的脆弱性以及彼此承擔責任的召叫。儘管教宗方濟各最初的使用來指因信仰而受迫害，甚至殉道，但其背後的神學原則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教會的合一不僅見證三一上主本身的合一，也指向萬有在上主內的終極合一，以及上主與受苦世界之間的團結。
緬甸政變四年後，我於2024年11月探訪了緬甸仰光的神學院和教會。一位當地女性提到，緬甸經常被外界視為不安全之地，因而許多人選擇避免前往。她對我說：「我很高興你來探望我們。這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沒有被遺忘。」她的話語簡單卻深刻，身體臨在所表達的團結所承載的道德意義。
團結不僅反映人類彼此的相互依存，也構成對他人苦難的一種自覺且倫理意涵的回應。瑪麗・維安內・比爾格里安（Marie Vianney Bilgrien）將團結界定為一種德性，而非一項原則。她指出：
透過對一個相互依存世界的覺察，[團結]使我們看見他者如同自己——同為人類大家庭的一員。這種覺察引導我們，無論是個人、群體還是國家，都致力於促進全體的共同福祉以及地球的益處。當我們接納他者作為同一家庭的成員時，便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應家庭中最貧困成員的苦難。其最終成果將是一個有秩序且和平的世界。最能促成這一德性的行動是團結。
團結拒絕冷漠，要求人走出自身的舒適圈，主動參與那些處於困境者的真實生命處境。然而，當所謂的政治正確逐漸主導我們的生活世界時，人往往陷入情感麻木之中。對此，教宗方濟各感嘆道：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早已迷失了方向；我們不再關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不再關心，也不守護上主為眾人所創造的一切，最終甚至喪失了
彼此關懷的能力！當整個人類失去方向時，便會導致我們所目睹的悲劇。「你的兄弟在哪裡？」他的血向我呼喊——上主如此發問。這個問題不是指向別人，而是指向我、指向你、指向我們每一個人。
合一的公共神學是與苦難群體團結，並以「在其中」的方式實踐。縱然這樣的行動未必立即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但正是藉由合一，我們自身已然被轉化。
總結
在後國安時期，基於「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這份信念下，我勾劃了公共神學在世界禮儀、民主人格塑造和受苦合一中的實踐。這不代表公共神學的退縮，撒到教會、個人和感受，反而是回到基本，讓我們體驗我們與香港分不開，並發現我們的靈性資源比想像中豐富。這回應鄒幸彤所說，「守住做人的底線 … 不說不相信的話，不作不該做的事，不計較成敗得失。做最真實的自己。」追求「更好的自己」的公共神學沒有放棄對社會轉化的追求，而是沒有忽略微不足道的行動。歷史學家傑伊．溫特（Jay Winter）提出的「微型烏托邦」（minor utopias）正好詮釋了這一點，它不試圖去徹底改造整座城市的結構，而是在廢墟的縫隙中，尋找那些足以讓人暫時呼吸、生存與修復的「可能性時刻」。加拿大歌手李歐納·柯恩（ Leonard Cohen）曾唱道一首歌，「萬物皆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在後國安法的香港，公共神學不單是在裂縫中見證光，更是要主動成為光，藉著禮儀、民主人格塑造和與受苦者一起築起「微型烏托邦」。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太五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