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的前世今生

 

   我在大埔居住的日子很短，不足兩年（1988-89），但大埔卻一直是我生活中不時出現的地方。小學時，學校多安排前往大埔林村旅行（1970年代初）；中學時期，與同學從沙田踩單車到新娘潭一帶；我第一份工需要每日在大埔轉車往粉嶺（1980年代初）；其後，松仔園一帶曾是我常到的郊遊地點；到了2000年代中，大埔墟街市是我經常到之處；處於大埔與沙田之間的香港中文大學，我住了25年。或許，正是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逐漸累積起我對大埔的情感。及至退休，心目中首選的居住地，便是大埔。

        大埔海濱公園於1997年落成，公園內設有香港回歸紀念塔。選擇大埔因為大埔有一段重要歷史。1898年，滿清政府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及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雖然受到新界居民抵抗，但最終，於1899年4月16日，港英政府在大埔舉行接管新界的儀式，而當時這批英軍登岸的地方正是現時香港回歸紀念塔所在之處。港英政府設立南北兩區的理民府，北區理民府設在大埔，負責處理新界內陸部份的事宜，但西貢及荃灣則例外，它們歸南區管理。按1911年人口統計，相當於今天的大埔範圍有一萬一千五百名居民，大部份居住在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二十條村落。1926 年，港英政府成立「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以培訓鄉村學校的教師。

元洲仔

            要說大埔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大埔墟街市。其中有相熟的菜檔、生果檔、漁檔、燒味檔等。街市的漁檔有40多個，這是不可思議。但為何會有這麼多漁檔？是否因為大埔居民特別喜愛食海鮮？抑或大埔要成為新界北區的海鮮集散地？原因之一是與大埔一帶的漁業歷史有關。

在船灣淡水湖興建前（1966年），大埔確實是漁民聚居之地。他們主要在三門仔（近白沙頭洲）和元洲仔一帶作業。廿世紀開始，因著大埔墟鎮的發展，吸引了漁船利用大埔作為住家艇的停泊地點。1920年，先後有兩間造船及修船廠落成，為他們提供服務；有一個新碼頭落成，向船隊提供服務；1933年，有數間魚欄（魚類批發商舖）開業，向漁船購買漁獲。所以，當大埔墟街市於2004年投入服務時，很多漁檔便順勢遷入。此外，吐露港曾是連接新界與粵東地區的重要水路運輸樞紐，這水上運輸路線直至1960年代才衰落。所以，大埔提供很多與海洋相關的就業機會。時至今日，漁民生活的痕跡仍可在三門仔村找到（因興建船灣淡水湖而搬到現址鹽田仔島），例如，漁船、漁排和漁民教會（五旬節聖潔會於1938年在大埔墟植堂，旨在向吐露港漁民傳道，並於1979年成立的五旬節聖潔會三門仔堂）。相較之下，元洲仔的漁民痕跡則幾近消失。這與大埔城市發展，以及1980年代初，吐露港公路動工等因素有關。

有別於三門仔漁民主要是蜑家人，元洲仔的漁民主要來自海陸豐（汕尾）的鶴佬漁民，又稱福佬。1933年出現的九龍城福佬村道正好反映他們早已住在九龍城一帶。這解釋了自1950和1960年代起，他們來香港後，多聚居於老虎岩、藍田、慈雲山、牛頭角和鑽石山等地。至於從事漁業的鶴佬人就分佈於沙頭角、亞公角和元洲仔一帶。在元洲仔，鶴佬漁民多住在船上或棚屋，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情況惡劣。最早期改善漁民居住環境的計劃是1960年代初建立的美經援村（CARE Village），位於在黃宜坳村對面，至今仍在。[i]

CARE 的全名是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原為援助歐洲的組織，由 22 個美國慈善機構於1945 年組成，起初純屬臨時性質，主要為二戰後歐洲提供糧食援助，並獲得到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支持。隨著歐洲物資供應回穩，美經援會很快便面臨解散危機，但美蘇冷戰格局形成，卻又賦予美經援會全新使命。即美國有義務援助「發展中國家」，以抵擋中蘇共產陣營的推進，避免經濟落後地區骨牌式倒戈。為配合新使命，美經援會改名為 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並於1954 年在香港成立支部。1956 年，美經援會於香港推出「漁人自助計劃」，協助颱風受災或逃避共產政權而來港的漁民自力更生。例如 ，於1959 年向大埔區漁民合作社贈送漁具。至1960 年，美經援會擴大援助，首次提議為漁民建立陸上社區的構想，其中包括長洲三條美經援村、大埔美經援村和馬灣美經援村。有別於原住民地，大埔美經援村屬於官地，居民沒有業權，政府理論上可隨時收回。情況就有如寮屋，要自行負責保養及維修。

另外，1967-70年期間，港英政府與香港衛理公會合作，在大尾督下坑興建愛德漁民新村，為200個家庭提供居所，因為教會獲得一筆海外捐款，用以支援貧困社群。[ii] 愛德漁民新村名字取自耶穌門徒安德烈，而他是漁民（St. Andrew’s by the Sea）。村內設有幼稚園和診所，服務村民，由教友擔任醫生及教師。跟美經援村一樣，愛德漁民新村由改善漁民生活有限責任合作社負責管理。村民須成為合作社會員，購買股份，並繳付住房費，以實踐社區自治與自助精神。於1971年11月，元洲仔發生艇戶大火，政府隨即於下坑興建山魚角臨時房屋區，安置受災居民。因興建吐露港公路，1977年，政府全面清拆元洲仔，艇戶搬到魚角的臨時安置區。至1980年，大元邨落成，居民再度搬到大元邨。大元邨這名稱，正是結合大埔和元洲仔兩個地名而來。

雖然蜑家和鶴佬有一定差異，但作為漁民的水上人與陸上人之間長期存在一道深厚的文化壁壘。歷史上，陸上人對水上人的歧視十分嚴重：他們被禁止在岸上定居，也不准與陸上人通婚，甚至在舊中國的科舉制度下，水上人被排除科舉考試資格之外，而科舉正是舊社會中階層流動的主要渠道。最近，我與一位在元洲仔成長的鶴佬朋友談及此事時，她提到：「上一代以及她同輩的許多鶴佬多是文盲，不太看重教育。」這與傳統的結構性困境呼應──既然沒有機會通過科舉改變命運，讀書便被視為無用。她又形容鶴佬人「聲浪大、性格烈」，這可能與海上工作有關，但有可能是長期受歧視下形成的一種防衛機制。她分享童年的一段經歷：年少時遭人欺負時，她的哥哥總會結黨前來保護。我相信，這種強烈的群體支援正是源於對抗陸上人欺壓的歷史經驗。今日，我們已分不清陸上與水上人之別，反而我們對水上人文化充滿好奇。漁民也努力保護他們的文化，例如，香港仔漁類批發市場舉辦導賞團和工作坊，向公眾介紹漁網編織、魚乾製作等傳統技藝；大澳文化協會致力於修復棚屋；推廣天后誕與龍舟賽、傳統食俗的商品化。

大埔火災

              上文提到1971年11月元洲仔艇戶大火，但大埔火災豈只這次呢！最近一次是2025年11月宏福苑大火，死亡人人數168人，受影響戶數有1984戶。

            與居民相關的火災在1970年代或以前是香港常有的災難。這與當時木屋的居住環境和燒水煮飯的燒柴和火水爐有關。尤其是在1950年後，大量內地人口湧入香港，簡陋的木屋數目激進。相信大部份香港人仍會記起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一事。至於與居民相關的大埔火災主要有三件。

            第一件事是1954年7月14日的錦山大火。[iii] 當時的《大公報》報導，

大埔禁（錦）山木瓜園火燭，焚斃居民達十四人。零晨起火，有三戶居民全數罹難，另八人受傷，其中五人傷勢很重。

對大埔居民來說，這事的震撼不是死傷人數很高，而是有三個家庭遇上滅門之禍。因當時很多居民都直接或間接認識遇害者，對這次火災有很深個人感受，成為那時代大埔居民的集體回憶。

              第二件事要追溯到1966年3月11日，發生市中心的三角地的一場大火（靖遠街、懷仁街與安富道的三角形的休憩地方）。三角地是一個很英國式的城市規劃概念 （The Triangle），九龍塘的三角公園亦屬同類設計。簡單來說，自1920年代起，三角地一直是大埔的中心公園；1934年，大埔理民府就在三角地設立揚聲器，每天黃昏播放香港電台節目，因為當時並非每個家庭都買得起收音機。到了1950年代，三角地搖身一變，成了大牌檔和雜貨攤的集中地。主因是大量內地人口移入，新來者人浮於事，三角地逐漸成為了不少人可以謀生的空間。當時政府沒有驅趕，大牌檔和雜貨攤的存在就變得理所當然。然而，1966年3月11日晚上一場大火，將三角地熱鬧的攤檔化為灰燼。由於這不是住所，所以，事件中沒有人命傷亡。但三角地中央設有一座電力公司的變壓站，變壓機受火災影響，無法運作，大埔頓時成了黑暗世界。

            對於上述兩場火災，只有較早期居住於大埔的居民才會留有印象。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今日大部分大埔居民，都是隨着大埔於1980年代初期發展而陸續遷入的。然而，幾乎沒有香港人會對2025年11月宏福苑的火災感到陌生。社交媒體的迅速傳播，加上公開的聽證會，使事件廣為人知。至2026年1月底，「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捐款總額已達約 45億港元，而這數目已反映火災的嚴重性。

            執筆之際，居民獲安排返回居所執拾物品並與家園道別。所謂執拾，不只是那些沒有被燒燬的物質，更是那些充滿記憶的殘骸。無論居所焚毀的程度如何，重回現場的心情都無比沉重，因為他們深知，昔日的人與事已不復存在。此刻縈繞心頭的，只有無盡的思念、淚水與傷痛。儘管重返現場是一段痛苦的過程，居民依然選擇面對，因為這是一道無法逃避的傷痕。我難以想像他們從準備返回、踏入現場，到最終離開的每一刻心境，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種心如刀割的痛楚。因此，當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安排災民回家執拾時表示：「每戶有3小時，4人上樓等於共有12小時收拾，相信時間足夠，居民上樓與單位告別亦不需花太多時間」，這番說話只從行政管理角度出發，卻忽略了人之常情，缺乏對情感的基本觸覺，無疑是在傷口上再撒一把鹽。

            如何安置災民，是一項迫在眉睫的課題，因為「有家方能心安」。然而，這既不容易，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妥善解決。我們毋須否認政府已付出相當努力，但「心安」從來不僅關乎居所與經濟支援，更涉及倖存者的創傷後遺症，以及整個社會所承受的集體創傷。這份創傷，關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更具問責的政府，亦關乎一個能夠彼此扶持、真正體現「我們有彼此」精神的社會。火災數日後，前來宏福苑獻花悼念的市民絡繹不絕，排至林村河，長達一公里。然而，當局在各事上過度防範其所謂的「軟對抗」，結果卻是既未能回應倖存者的實際需要，也無助凝聚社會的關懷與共識。如此一來，不但未能療癒傷口，反而成為另一種在創傷上再撒一把鹽。

            地方的痕跡，往往透過人的記憶、口述歷史，以及具體物質與各種形式的刻意紀念而得以保存。其中，一個有關記錄宏福苑火災的方式，是興建一個紀念公園。我樂見此事能夠落實，但同時有兩點關注。第一，倖存者在當中的參與程度將會如何？紀念公園究竟要承載和傳達怎樣的論述與意義？第二，宏福苑紀念公園的設立，是否亦應促使我們反思其他事件的紀念方式，例如紀念碑或紀念館的需要？以2012年的南丫海難為例，是否也應考慮設立相關的紀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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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ttps://www.cup.com.hk/2021/08/11/hong-kong-care-villages/

[i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sptyLc8Jc

[iii] 孔慧怡：《大埔故事》（香港：牛津，2023），頁183-185。

 

自願承擔的媽媽 (出二 1-10）

 

按星期五的新聞報導，餐飲業指出，在眾多節日之中，母親節是酒樓最滿座的日子。這現象似乎反映了家中負責煮飯者多數是母親，所以，要母親在母親節煮飯太不像樣了。那麼，在母親節外出用膳，究竟是出於對母親的感謝還是因為家中無人煮飯？當然，這兩者可以共存。說回來，你們會如何慶祝母親節？這是我昨天與一群照顧神經多樣孩子的家人分享的題目。一位參加者告訴我，「我忘記了明天是母親節。20幾歲有自閉症的孩子不懂為我慶祝，33歲女兒也沒有提起這事。我是一位單親媽媽，生活得很艱難。」她的眼睛紅了，淚也流了。我說，「母親身份不是兒女賦予的，而是因我們自願承擔，所以，我們要主動為自己慶祝，我們一起慶祝吧。」甚麼是自願承擔的母親身份？

            母親可以分為生理母親（生母）和養育母親（養母）。在現實生活中，生母與養母並不一定重疊。有生母因不同原因放棄養育孩子；同樣，有人承擔了養母角色。這是我所講的自願承擔的母親身份，包括生母和養母。今日的聖經故事是有關養母的故事。

養母的自討苦吃

摩西的養母是埃及法老王的女兒。聖經沒有紀錄她的名字，然而在猶太教的《米德拉什》（Midrash）（對希伯來聖經註釋），她被稱為比提雅（Bityah），意為以色列人上主的女兒。傳統更描繪，她是唯一沒有受到十災影響的女性。這些對摩西養母的想像反映猶太人對她的敬重。若非她的憐憫和勇氣，就不會有摩西；沒有摩西，也沒有以色列人民族後來的歷史。比提雅作為一位養母，她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掙扎與情感歷程呢？

摩西生母放棄養育摩西，因為法老王下令，不容以色列人男孩存活。所以，比提雅收養這希伯來孩子是違抗王令，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在憐憫與守法之間，她選擇前者，拒絕成為冷漠的守法者。或許，今日的領養者沒有殺身之禍，但申請成為領養者必須有心理準備——承擔養母的身分，勢必會為自己帶來種種麻煩與後果。

一對自他們高中我們認識的青年人，年過四十多，有一名10歲女兒。丈夫是社工、妻子是臨床心理學家。他們願意為被遺棄的孩子提供一個家。一家三口在充分準備後，決定領養一個孩子。孩子來到家中，經過接近兩個月的密月期，各種相處和適應的問題逐漸浮現。他們掙扎，是否應該終止領養申請？他們問是否自討苦吃？在自由與承擔之間，領養者選擇放下原本的從容與自由，承擔一份沒有期限的責任，成為養母。自討苦吃確實道出了養母的真實，但他們卻甘心承擔，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家的可能。

養母的脆弱心靈

法老女兒收養這個希伯來孩子時，要特別小心保護他的身份，免得因其身份被披露而遭受傷害。同時，她也有另一份憂慮，害怕當摩西知道其希伯來人身份而長大後，選擇離開自己，回到他的民族。這份雙重恐懼，往往以一種守密和沉默，甚至謊言方式呈現。於是裝扮成為一種雙方的保護膜，也成為一種隔閡。他們都害怕觸碰到對方最脆弱的部份。事實是摩西長大後，沒有選擇留在王宮。希伯來書如此記載，「因著信，摩西長大了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願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歡樂。」（希十一24-25）或許，在當代社會，人們已較少擔心領養身世被揭露所帶來的標籤與傷害，但在過去的社會文化中，這種隱瞞卻往往被視為必要，甚至是理所當然。一位被領養者分享，

黃丁蘭生於1961年，出生時父母已育有一女， 當時家境貧困，生活艱苦。母親感到難以供養多一名子女， 為了丁蘭得到更好的照顧，透過朋友介紹，把丁蘭送給一位環境較好的陸女士收養，條件是黃母以後不能與丁蘭相認。黃母看陸女士樣子和善，相信她會疼愛女兒，便忍痛答應了。丁蘭六個月大時，陸女士曾帶丁蘭與黃母見面，之後便沒有再聯絡。黃母雖然掛念丁蘭，內心對她充滿歉疚，但因曾許下諾言，故一直沒有嘗試尋找她。只能每天祈求神靈保佑丁蘭生活安穩快樂，而自己亦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期盼有一天能與丁蘭重遇。

丁蘭本來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直到11歲那年，她無意中在陸女士的抽屜裡看見一張出世紙， 上面寫自己的出生日期，但卻不是用她的名字登記，父母一欄亦是兩個陌生的名字。自此她隱隱明白自己並非陸女士所生，她的生父母另有其人。由於陸女士待她如親生女兒，丁蘭不想傷害與養母的感情，唯有將這秘密藏在心底，只把生父母的名字偷偷紀錄下來。直到2005年陸女士去世後，丁蘭才將心底的秘密及對生父母的思念告訴家人。

有興趣知道故事發展，散會後可以來問我。

養母的牽腸掛肚

「因著信，摩西長大了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願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歡樂。」摩西的選擇被描述為有抱負，甚至成為信心的典範，但若從比提雅養母的角度來看，摩西的選擇令她心如刀割。第一，摩西的選擇是站在與她父親法老對立的一方，比提雅感到很困難；第二，比提雅提供的照顧竟被別人污名化為「罪中的歡樂」，這是污衊；第三，比提雅對摩西在外邊漂泊，甚至受苦的牽腸掛肚，這是中國人說的「養兒一百，長憂九十九」。接受兒女是他者、獨立和不是母親的複製是很艱難的功課。

總結

母親節往往使我們專注於生母，卻較少談及養母。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生母與養母並不一定重疊。這不必被視為人生的缺憾；相反地，這或許正是上主以不同方式對我們的看顧。我們每個人有一位生理母親，卻可能有多位養肓母親。同樣，一個沒有孩子，也可以是養育母親。然而，這份自願承擔不只在養母身上，也在後母、跨代養育的婆婆和嫲嫲、寄養家庭的姨姨身上呈現。因此，母親節是慶祝或紀念那些願意承擔如母親般照顧他人角色的女性。母親節是Mothering Day，不只是 Mother’s Day。無論母親以何種形式、出於何種原因走進我們的生命，你們為兒女放下自由的自討苦吃、承受心靈的脆弱和沉重，並「養兒一百，長憂九十九」的牽腸掛肚已是我們要向你們說感謝的原因。願上主眷祐你們，賜平安給你們。

母親節與「被拋性」的人生—寫給照顧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人

 

相信明日不少報導會問，「兒女會如何為其母親慶祝母親節？」然而，我更關注另一個問題，「母親們如何慶祝母親節？母親節要慶祝甚麼？」這是我今日要分享的課題。

首先，我們要認識當下。這是一個「被拋性」（thrownness）的人生狀態，指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被動性。例如，我們無從選擇自身的出身條件，包括父母、家庭背景、國家、經濟環境、時代，以至與生俱來的特質。這一切皆非由我們決定。究竟是誰將我們拋於此？我們被拋入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是否只是任由擺布？儘管「被拋性」揭示了人的被動性，但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並非在虛無之處（nowhere），而是始終於在某處（somewhere）。正因如此，我們要認識這某處，並在這此時此地（here and now），體現作為父母的我們。  （對「被拋性」的感覺，但在某處的意思要向我們說甚麼。）

某處是異域

「被拋性」的場景總是在某處，而這個某處有時呈現為一種異域，一個我們既陌生又不習慣的空間。我並不認為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將我們帶入異域；毋寧說，我們是共同被拋到這樣的異域之中。異域並非一種自然生成，它反而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場域，建立所謂正常與不正常。查實，正常與不正常並不必然關乎好與壞、優與劣，而更像是一種在日常中經驗到的不日常。例如，海洋公園的水族館與海洋館便可視為一種異域：不同魚類與海洋生物被置放於同一空間中共存，營造出一種既真實又帶有不現實感的經驗。我們不會每日去海洋公園，卻不會排斥它。這種帶有不同卻不排斥的態度，同樣存在於社會對神經多樣性兒童的安排之中。社會有為神經多樣性兒童而設的學校、提供社會支援與工作機會等。這是一種「不帶污名的異域」，它與所謂的「正常」並置存在。

然而，異域始終無法迴避其背後的權力運作：究竟由誰來界定何謂「正常」與「不正常」？這樣的界定是為誰服務？而被歸類為「不正常」的人，又如何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被定位與對待？對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及其家庭而言，關鍵問題在於：他們所經驗到的，是自身的獨特性，還是因這份獨特性而體驗遭被拋性？事實上，獨特性與不正常之間的差異，並不單純取決於當事人的情緒和行為表現，而更在於他們是否能如其他人一樣，在學校、餐廳、購物、交通與居住等日常生活場景之中獲得尊重、接納與建立友誼的機會。進一步而言，「正常」往往意味著服膺於一套預設的「官方秩序」。例如，在工作場域中，效率、利潤和執行力被視為首要目標，因此，無法符合此一標準的求職者，往往不被接納；同樣地，在成長的規範中，自理能力、人際溝通能力以及控制情緒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發展指標，未能達標者便容易被歸類為「不正常」。從這個角度來看，異域的建構，正是為了維護既有秩序或正常不受挑戰的機制。在這樣的安排之下，被犧牲的，往往正是那些被標示為不正常的人。（你對異域的經驗是如何？正面還是負面。）

另類秩序

電影院可以被視為一種異域。在同一個銀幕上，遙遠的地理位置（如非洲的沙漠與巴黎的街道）、不同的時間點，甚至現實與幻想，都得以並置呈現。這些原本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同時存在於同一處的場景，在這個異域中被編織進一種非線性、跳躍性的秩序之中。相反地，倘若電影僅僅如生活世界般呈現線性敘事，沒有跳躍、沒有篩選，也缺乏音樂與鏡頭的調校，觀眾大概不會對其產生購票入場的興趣。正因如此，電影院作為異域，彰顯了一種不依循正常秩序運作的秩序。然而，我們不會說電影是一種不正常的秩序，反而它呈現一種另類秩序（alternative ordering）。這正是異域的特性：它無須維持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或既定秩序的再現，甚至能夠揭露所謂正常秩序中的荒謬與限制。不同的異域，亦各自蘊含不同形式的另類秩序。如此一來，我們或可進一步追問：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及其家庭是一種怎樣的另類秩序？

很多時候，父母對孩子照顧和期望是從其他有孩子的家庭學習而來。仍有一定數目父母會安排孩子同時就讀兩間幼稚園、為了理想校網而搬家、報讀各式各樣興趣班。然而，這一切被視為正常的安排卻不適用於我們的孩子（神經多樣性）。這並非因為我們的孩子不正常，而是因為所謂正常才是不正常。此外，中國人說，「養兒一百，長憂九十九。」對許多父母而言，為孩子憂心會隨著年月減少，因為孩子長大了，獨立了，有工作，甚至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這樣生命歷程，對於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來說，未必同樣可行。因此，若差異不關乎正常和不正常，我們就需要發掘、發展並建立屬於自己的另類秩序，而非以既有標準衡量自己與人生。

我的家庭並沒有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因此我無法完全體會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的處境和面對的掙扎。雖是如此，在自己的人生經驗中，我仍感受到另類秩序的重要。特別是在我選擇不按正常秩序生活或我被拋進一個沒有我的選擇，也不願意的生活場景。我曾被拋進入一個喪偶，帶著六歲和三歲女兒的全然陌生的生活場景。

第一，這另類秩序是透過初心建立。近年來，香港人對初心一詞並不陌生，但我在這裡所講的初心是指初學者之心 （beginner’s heart），不是人生信念。甚麼是初學者之心？就是以如初學者的態度去接觸事物，而非套用既有模式與理解。這不但因為每一人和每一事物在具體處境中都是新的，更因為只有如此，我們體會到作為初學者的被接觸（being approached）。像旅行時，若不完全按旅遊指南行程，隨意走，我們反而可能遇見未曾預期的人與物。對於照顧神經多樣性孩子的父母而言，這份初心並不陌生。一方面，我們只能抱著初心認識孩子，放下我們既有的期望與框架，與他們一起學習如何生活和成長；另一方面，正因為初心，我們得以看見過往被忽略的細節，甚至從中發現想不到的生命的驚訝。然而，任何視野都有其視域（horizon），即其內在限制，初心也如是。因此，我們之所以需要初心，並非因為它較為優勝，而是因為照顧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必需。培養初心是一種靈性培養，關乎解碼（de-coding）和調校（tuning），包括既有認知、既定計劃、社會眼光，甚至固有身份，從而與孩子的相遇走向「你—我」關係（I-Thou），非「我—它」關係（I-It）。

第二，這另類秩序是一種救贖性受苦。從餵養、照顧到教育，父母在某種意義上承擔了孩子生命中的救贖角色。我們知道，並非所有父母都能盡他們責任去照顧孩子，反而有些會對孩子造成傷害。我們也明白沒有父母是完美的，如何盡責的父母也可能犯錯和感到遺憾。所以，說父母具有救贖角色並不是要加重他們的責任；相反地，他們所見證是一種救贖性的受苦。自孩子出世起，父母已開始經歷睡眠不足；當孩子生病時，父母更承受焦慮與不安。對於擁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父母而言，這份救贖性受苦的經驗更為深刻與持久。救贖從來不是沒有痛苦，因為救贖就是預計承擔了別人的苦而令自己受苦了。又或為了成全他人的生命與可能，自己就放棄了某些原本屬於自己的人生。救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對方可以減少痛苦，甚至可以活得更自由，更自在和更有尊嚴。這樣的論述並不是要合理化照顧者的痛苦，而是對現實的描述。這是苦，也是救贖。這路不易，很艱難。我們是否也可以參與你的救贖性的受苦？不只是你們向孩子說，「我們有彼此」，我們也向你說，「我們有彼此。」靈性是體會，並在「我們有彼此」的救贖性的受苦。

第三，救贖性的受苦指出喜與悲、樂與苦是分不開。這是另類秩序的共存靈性。在長期照顧神經多樣性的孩子時，我們感到埋怨、忿怒、憂慮、羞辱、心痛、無力和疲倦。然而，生活壓力使這些情感無法通達，一直積壓感。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稍為適應了，眼淚減少了。然而，鬰結從未真正舒緩，只是潛伏於內；在不經意的時刻，隨時將我們籠罩其中。共存是與鬱結共存，接納生活是如此，並視鬱結是人生的一部份。即使如此，人生並不必然由鬱結主導。共存也是承認人生的多重面向：有鬱結，也有歡笑；有埋怨，也有感恩；有憂慮，也有平安；有疲倦，也有休息；感無力，也看見可能。這並不是半杯水的道理（看見半杯水的杯仍有水，不是仍未滿），而是承認悲喜、苦樂、失望與希望可以共存。如同奶茶與咖啡之外，可以有鴛鴦。鴛鴦未必人人喜愛，但依然可以入口，有不同味道。如何在鬱結之餘，仍能在生命中找到一點樂趣與盼望是靈性能力。日前探監，坐囚的朋友說他現在只有29-30吋腰圍，令我十分羨慕。他笑著說，「我跟懲教署人員講，我好擔心出獄之後，體重立即增加。我要好好珍惜坐監日子。」

以上的三種代替性秩序，即初心、救贖性的受苦與共存不是生活策略，而是一種靈性，關乎生活態度、生命承擔與生存智慧。靈性是生命培育，即成為一個靈性的人。（你對初心、救贖性的受苦與共存有甚麼體驗？你對另類秩序有甚麼補充？）

結果

近日，香港電影《我們不是甚麼》批判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排斥和冷漠。這可能也是我們一些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經驗。我以上對異域和另類秩序的關注正要提出：「甚麼不是我們」和「我們是甚麼」。正常不是定義我們；同樣，不正常也不能定義我們。我們承認我們是在「某處」（somewhere），即此時此地，不是「虛無之處」（nowhere）。我們一起冒險，為自己作為母親慶祝，也邀請你們一起慶祝。

（休息時，一位參加者告訴我，「我忘記了明日是母親節。20幾歲有自閉症的孩子不懂為我慶祝，33歲女兒也沒有提這事。我是單親媽媽,活得很艱難。」她的眼睛紅了，也濕了。我說，「母親身份不是別人給我們，而是由我們願意承擔的，所以，我們要為自己慶祝，我們一起慶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