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教育：記憶與生命教育

近日，港澳辦、中聯辦和教育局局長對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言論和行動使我們極度擔心。他們口口聲聲說，不准將政治帶入學校，但他的行動本身已是一個政治行動。他們對教育的關注，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性格和身份。人才可以從其他地方招募，但性格和身份就不可能。性格和身份的重要，因為他們決定這個國定或地區不可被取締的主體性。沿著這對教育的理解，我們會如何理解神學教育？

基督徒中有一種講法，接受神學教育因為要裝備，服務上主和教會。另外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接受神學教育是回應上主對他的呼召，作傳道牧者。這種對上主委身態度令人欣賞和羨慕，但以上理解有意或無意將神學教育工具化。神學教育工具化不是不應該，因為一個傳道牧者不可能不懂講道、帶領崇拜等。但問題是：當某神學院的神學教育並不如期望中能裝備學習者服務上主和教會，並當傳道牧者時，這所神學院提供的神學教育是否出了問題呢？所以，有基督徒批評某些神學院的神學教育過於學術，甚至曲高和寡。不幸地，崇基學院神學院是曾被或被批評的對象之一。事實上，我們的課程沒有教你帶查經班，講道學和崇拜學不是必修，輔導技巧訓練有限。若從事神學教育工作者沒有計劃將課程變得實用性時，所謂的裝備應是甚麼意思？

按我起初說，教育的核心不應是培育人才，應是培育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性格和身份。這兩者不是排斥，但有核心與非核心之別。神學教育的核心是要培育教會和基督徒的性格和身份。於我來說，這牽涉二個責任。第一，神學教育是記憶的教育，即守住記憶，並成為這記憶一部份。查實，神學教育課程中的聖經研究、教會歷史、神學建構和實踐神學就是一個記憶的教育。其中牽涉選擇記憶甚麼、如何認識和詮釋記憶、如何重構記憶、這記憶與個人記憶的互動、如何向這一代傳遞記憶。記憶不是一次完成的事，不但因為我們選擇記憶甚麼和如何詮釋記憶都離不開我們受身處的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種強調或偏見，更因為生活遭遇可以豐富，也可以扭曲記憶。在記憶過程中，教會和基督徒認識自己跟其他群體的不同，並以這記憶詮釋世界。面對國家安全法將要在香港立法和施行時，對耶穌基督的記憶讓我們肯定上主對個人和受欺壓者的愛勝於祂對作為社會制度的以色列國愛。那麼，如何肯定國家安全會為人民帶來安全，而不是保護當權者利益？數天前，行政局成員葉劉淑儀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她說「要相信祖國、相信基本法」，但我會更傾向說，唯有國家受人民監管或人民也可決定國家才會相對地肯定國家安全會為人民帶來安全。

第二，神學教育是一種生命的教育，讓人有承載痛苦或悲劇和傳遞希望的生命力。這是基督徒的性格和身份。承載痛苦或悲劇，不是逃避，不只是因為痛苦或悲劇是人生一部份（例如，天災人禍），更因有勇氣講真詬和堅持真理而要承擔的結果。所以，承載痛苦或悲劇有一定是選擇結果。然而，神學教育也是希望教育，因為耶穌基督是受苦的基督，也是復活的基督。希望就是在眾人認為沒有可能仍相信有可能，也是在眾人認定這美好可能會發生時，卻相信不止如此的可能。神學教育就是培育和傳遞這份生命力。跟一位在南蘇丹當宣教士的香港女子談話，她在一條極貧窮鄉村的學校工作。她分享，相對於男生，女生能完成中學是較少，因為他們很多在10多歲就被嫁了。此外，當我們常說，教育可以脫貧時，當地經濟根本不可能給他們任何工作。我問，「我明白教育本身是有意義的，但我想知道教育帶給他們在生活上，有甚麼具體意義。」她回答，「不發工資是日常，務農不一定有得吃，要有收成，又不被搶．．．無力惑很大，面對蝗災，我們無所作為。」最後，她引用一位神父分享，「（教育）呼籲學生，特別是男生，必須努力捍衛家中女生，要有勇氣勸長輩，不要為了牛而犧牲姐妹，免得她們被逼嫁人，放棄升學。」他們的服務展現了承載痛苦或悲劇和傳遞希望的生命力。

神學教育是裝備，但這不是以工具性或功能性為主的裝備，而是以記憶的教育和生命的教育為核心的裝備。不論那在神學院提供的神學教育還是在教會提供的，接受神學教育不純只屬於那些被呼召當傳道牧者的選項，更是基督徒要有的選項。

熱心行善有意義嗎？（彼得前書三13-17）

　　每年5、6月，我都會想起在中國那些熱心行善者的遭遇。最近是譚作人。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後，譚作人發起《5·12學生檔案》的倡議書。他建議：由中國線民發起，以公民獨立調查為依據，在網上建立由死難學生家長認可的家長版的《5·12學生檔案》，用網路來還原被遮罩的事實真相。這行動也牽起對豆腐渣工程的關注。於2010年2月9日，他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判刑理由是他與六四有關，但沒有人相信這不是政府針對他發起的《5·12學生檔案》，因為每年到5月12日，他都「被外遊」。今年也是。譚作人今年已65歲了。

　　聖經說，「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會害你們呢？」（彼得前書三13）但作者知道現實是有人加害熱心行善的人，甚至誣告他們是犯罪份子，所以，作者補充說，「即使你們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節14）有福不是因為受苦是一件福事，也絕不是受苦是惡人對好人做了一件福事，而是因為「行善受苦總比行惡受苦好。」（節17）現實是，很多時行惡者沒有因行惡而受苦呀！他們仍舊加害於人，製造受害人！雖是如此，但作者相信，上主必會審判行惡者。「他們必須在那位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四5）在行善會受害的日子，我們求上主堅固我們對行善的嚮往和勇氣，並我們的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的上主審判。

　　面對惡人，作者安慰和鼓勵行善者「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節14）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惡者常以身心折騰，殺一警百方法對待行善者。在當下中國如是，在香港也不例外（所謂止暴制亂）。雖然很多人因而被嚇怕，選擇成為路人甲，甚至對不公義沉默，但有人仍堅持行善，因為那份對美善追求的良心使他們克服威嚇，不被害懼所勝。他們不是不介意受苦，但在這荒謬時代，若受苦是行善的必須時，人們只好學習無懼接受這荒謬邏輯。

　　

　　雖然行惡者以不同形式暴力對待行善者，作者鼓勵行善者「要以溫柔、敬畏的心、無虧的良心」回應行惡者（節16）。《零八憲章》起草後，劉曉波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劉曉波先生（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於2009 年 12 月23日受審時向法庭遞交《我沒有敵人》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2019年4月9日，朱耀明牧師因佔領中環而被起訴串謀作出公眾妨擾。在《敲鐘者言》，他說，

我們以敬虔、謙卑和祈禱的心，我們沒有怨恨；反之，我們心懷愛意，不打倒任何人，亦無意對抗和反對任何政權；反之，我們堅守法律，我們以身違法，為的是要突顯目前政制不公義的地方。若果我們因此行動失去個人自由而能為今日社會和下一代帶來更大的自由，那麼，我們可能失去的自由，就微不足道，這也心甘情願的！

我們選擇和平非暴力的運動，雖然我們面對的不公義力量是那麼巨大、掌權的人那麼難以對付，我們絕不害怕和逃跑。我們可以重新肯定自己人性的尊嚴，採用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揭示不公平法律的不公義，迫使邪惡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內。

他們的陳詞是否如作者說，「使那些凌辱他們的人自覺羞愧？」（節16）中國政府有所收歛嗎？從當下香港經驗，我沒有看見行惡者有自覺羞愧，反而以不同方式強化和合理化暴力行為，並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接受被公開和公平檢視。雖是如此，但行善者（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沒有放棄對美善的追求，並繼續以溫柔、敬畏和無虧的良心揭露行惡者的偽善、謊言和暴力。

　　每年5、6月都是難過的日子，因為行善者是被迫成為受苦者。雖是如此，但受苦沒有改變行善者的決心，不是因為受苦是行善者的光環，而是因為行善者被他者的受苦呼喚。這也是主耶穌基督向我們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