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惡

若惡是善的缺乏，善可以說是實現生命的應然，生命的應然包括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和維護生命。我不知道作惡者是否需要勇氣作惡，但肯定的，作善者需要作善的勇氣。

今日，我們所聆聽的聖經（可六14-29）就是一個關乎善與惡的故事。簡單來說，代表作惡的希羅底因為施洗約翰指責她與她的叔仔結婚而充滿仇恨，甚至想殺害他。對於希羅底的反應，我們有些疑問。第一，施洗約翰批評的言論是一項置死的罪嗎？對希羅底來說，這問題不是問題，因為她不覺得他人的生命有甚麼價值可言。她只看見自己是人，其他的人不是人，沒有生的尊嚴。第二，難道約翰不公開批評希羅底，公眾就不知道這事嗎？我認為公眾已略知此事，只是沒有公開批評希羅底。那麼，希羅底的惡不只是做了甚麼惡事，更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惡，不容許別人講自己的惡。原來，作惡關乎裝睡，自我欺騙。至於希律，他可能也有希羅底對施洗約翰的不滿意感受，所以，他認同將約翰下在監，但聖經說，「因為希律怕約翰，知道他是義人，是聖人，所以就保護他，雖然聽了他的講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若希律仍有善的話，那就是他願意聆聽、被挑戰，不將自己看為絕對。

第三，施洗約翰是否很有社會影響力，以致希羅底恐怕他的言論成為社會輿論？或許，約翰是否很有社會影響力不是重點，而是希羅底缺乏對他者的寬容。希羅底的惡是她容不下異於她的他者，以致她選擇用暴力將他者滅聲。對他者的滅聲不只含意其自我澎漲，更將個人延伸至個人以外的世界，消滅他者成為她必走之路。至於希律，他沒有考慮要滅聲，反而努力保護約翰。若要說希律仍有善的話，那就是他願意容許批評他的他者可以存在。

以上簡單對善與惡的討論很像剛在星加坡發生的Amos Yee事件。簡單來說，Amos對已故星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批評和諷刺卻換來被關押、判刑和懲罰。像希羅底一樣，星加坡政府是裝睡的政府，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惡，不容許別人說出它的惡。不只如此，它容不下他者，以暴力恐嚇和滅聲，以維護虛假公義和宗教和諧為藉口。說回來，我以上對希羅底和希律的描述總有一點二元論味道。即希羅底是惡，而她是女性；希律是善，而他是男性。然而，我的分享還未結束，請繼續聆聽。

若說希律是善，這只是指出他仍有一點善心，但最後，他將這顆善心也消滅了。希律的惡是與希羅底結婚。簡單來說，這裡所指的希律王是安提帕斯，他要跟他同父異母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結婚，而這導致他和希羅底分別與其妻子和丈夫離婚。施洗約翰對他們的批評是基於不合摩西律法（利廿21）。雖是如此，但希律仍有空間悔改，並作善的可能。例如，第一，他可以不抓約翰，但為了滿足自己對希羅底佔有的慾望，他在這事上讓步了。第二，希律被約翰的為人和言論感動了，甚至願意保護他免被殺害。這是悔改的開始，但他卻沒有勇氣行善將他放監，不參與希羅底的惡。他在這事上妥協了。第三，為維護所謂公眾的面子，希律對希羅底女兒不合理的要求缺乏勇氣去拒絕，反而接受殺約翰的要求。他最終被惡所勝。

坦白說，有那個人是義人呢！我們都是罪人，也被罪所勝，缺乏勇氣堅持善和行善，拒絕惡。然而，上主卻給我們不同機會，讓我們在作惡中仍有悔改機會，燃點我們心中的善，但我們很多時沒有作出適當回應。結果，我們被惡所佔據，甚至成為惡的同謀者。在善與惡的選擇，求上主憐憫，讓我們有自我批判能力、容納被批判的聲音，以善對惡，並有勇氣維護他者的尊嚴和價值。

看到甚麼比如何看來得基本 (香港民主發展)

行政長官選舉的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大家都很關心香港民主發展。 在人大「八．三一」框架下，爭取民主是否只是口號，沒有實質意義？ 中共政治有轉化可能嗎？ 表面看來，這屬於政治學的 範疇，但也屬於神學範疇，因為上主在場，而歷史絕非只由某些人決定。所謂神學範疇，基本上，它不是關乎對所看見的解讀，而是關乎看。看比解讀優先，即看到甚麼，問題才產生，解讀才有需要。看不是如何看 （how to see），而是看到甚麼 （what to see）。有別於政治學的看，神學的看不是一種對社會分析的結果，而是一種靈性的觸覺，一種關乎生命態度和選取。那麼，神學的看如何看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的香港？

香港當下的歷史經驗（民主遙遙無期）不是香港獨有經驗。事實上，不同地區和社會比香港情況更嚴峻。例子之一是緬甸。不只今日洛興雅人（穆斯林）面對緬甸政府對他們的暴力，其他少數族裔也遭壓迫。此外，緬甸政府沒有遵守它在1948年的承諾，讓數個加入緬甸的少數族裔省自決其與緬甸的關係。又為了排斥昂山素姬當選總統的可能，軍政府醜陋地修改總統選舉法，以人治取代法治。若要講壓迫、失望和無力感，很多地區和社會的人們比我們艱難，但他們拒絕投降，以耐性投入生活和堅持美善。提出他們的遭遇，不是要透過比較，令身在香港的我們舒服點，而是要指出在不同受壓迫的地區和社會仍有人堅持不向以偶像形式出現的國家權勢下拜。同時 我也要指出以偶像形式出現的國家權勢沒有絕對權力將人民完全打倒。這使我想起《列王紀上》第十九章有關以利亞的經驗。當以利亞以為他是最後的真理堅持者而自憐時，原來仍有七千人未曾向偶像巴力下拜。神學的看沒有輕視政權權力的堅固，也沒有天真地相信無權者的大能，反而看見日常生活的美善小事、看見有人認真和真誠地生活、看見有人擺脫一己生活方面的關懷，與其他人就彼此共同關切的事情有所交流和投入。就是這些小事賦予這城市的生命力，而這不是權力和制度可以給予。雖然制度的扭曲可以破壞生活世界，但以偶像形式出現的國家 權勢沒有絕對權力將人民完全打倒。耶穌看重窮寡婦捐的兩個小錢（馬可福音十四42），又選擇以最小的芥菜種子比喻天國（馬太福音十三31-32），甚至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十六10）民主之路雖然崎嶇，但它沒有阻擋我們在日常生活「行公義，好憐憫 」，反而在日常生活「行公義，好憐憫」，民主之實現已近在眼前。

神學的看不僅關乎視域，更牽涉以甚麼態度去看，即以慈心、悲心、 謙讓和耐性去看。慈心是因對他者的愛，悲心是因對他者不幸遭遇而來的憐憫，謙讓是因坦誠自我批判而產生對他者包容，耐性是因有勇氣接受現實的無情而來的持續堅信。這些態度不是甚麼看透萬事或看破紅塵，反而讓人更投入參與社會。若如戴耀廷所說，和平佔中是一場覺醒運動，我們在爭取真普考之路和雨傘運動體會了「命運自主」，但缺乏慈心、悲心、謙讓和耐性的「命運自主」只會帶來失望、自義和排斥，因為我們已被自己蒙蔽了。神學的看不是對不同的看之一種補充，而是一種另類的看。查實，這另類就是回復人的應然，一種人們已忘記、不相信和無力的回復。我們需要上主幫助。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的香港將會怎樣？如何繼續爭取民主？神學對此沒有甚麼高見，但神學的看看見日常生活小事的革命性，並以慈心、悲心、謙讓和耐性去看世情。這是我們基督徒在七一的見證。

我們是被差的（約十七6-19）

教會傳統選擇約十七6-19作為教會年復活後第七主日的福音。這安排是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即信徒如何理解他們當下在世上的角色，並由此而來如何生活。這問題出現的因由是：當耶穌已從死裡復活，並升天後，信徒就很自然期待他們將會跟耶穌一樣，復活和升天，但現實是，信徒仍在世上，甚至遇上不同程度的迫害和生活困難。如何繼續持守對耶穌的信仰是神學、生活和實存課題。

耶穌祈禱說，「你（聖父）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信徒）到世上。」（第18節）信徒仍未跟隨耶穌復活和升天，不是因為時間未到，以致要以耐性的態度等待將來的救贖日子，反而因為像耶穌一樣，信徒是被差到世上，實踐上主的使命，即見證上主的恩典和正義。所以，信徒絕非遺民，以消極和無奈的態度度日，而是帶著上主的使命積極地和改造地在世上生活。耐性和等待固然須要，但實踐以上主國為基礎的願景和勇氣更是信徒應有的態度。基於此，我們對耶穌說－「他們（信徒）不界」（第14、16節）－才不會誤解。「信徒不屬於世界」不是屬於一種異鄉者思維，更不是支持信徒不需要關注和參與世界的社會政治事務的聖經理據，反而說出一種因被差到一個不屬於他們的世界去見證而來的狀態。所以，「他們（信徒）不屬世界」不是要求信徒只關心屬靈事，而是要清楚認識自己在世界的宣教士身分。

耶穌很清楚被差到世上的經驗，因為祂也是被差的一位。其中，耶穌說，「世界恨他們。」（第14節）事實上，耶穌的被釘在十字架上就是祂對被恨的最真實體驗。因此，祂特別向聖父祈禱，「只求你（聖父）保全他們，使他們脫離那惡者。」（第11、12、15節）第一，耶穌的祈禱指出聖父對信徒的保守，因為他們已是聖父的兒女。（第9節）第二，免受災難絕非生活目的，而是可以實踐上主的使命。此外，第三，耶穌更為信徒祈求，「求你（聖父）用真理使他們（信徒）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第17節）為何信徒須要成聖？成聖是甚麼？如何可以成聖？簡單來說，成聖不是一個道德關注，而是關乎所屬，即成聖者是屬於上主的人，從其他人和事分別出來的。那麼，成聖對信徒的重要就是提醒他們不屬於世界，而是屬於聖父。信徒的成聖不是他們努力的結果，而是因上主的道，一切源自恩典。

然而，今日的信徒和教會可能漸漸忘記他們是被差到在世界，甚至可能被世界的社化了。例如，信徒和教會像世界的人一樣，只努力為自己生存，只為自己累積財富，但與被差者身份無關。又信徒和教會像世界的人一樣，主動向權力順服和奉承，缺乏被差者在世界見證的視野和勇氣。說回來，甚麼是被差的身份？如何實踐被差的身份？例如，在工作的被差，我們就以禮物的態度工作，並以公義建立關係。在香港的被差，我們就以建立一個包容和公義的社會秩序和生活。

有主耶穌的代禱和聖靈的同在，我們有信心和勇氣靠懶上主的道，可以從資本主義和政治權力的生活形態中分別為聖，實踐我們被差的身份。

一位「神經過敏」的母 (創11:1-9)

巴別塔事件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因為我們不明白為何為上主可以如此無理地干預人類的事。不但如此，祂的干預更製造日後人與人疏離的狀況，就是因言語不通製造無法彌補的誤會和對立。若果人類建立巴別塔是為要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有甚麼不好；又若果人類建立巴別塔是對人類文化的一種保存，這行動豈非應得鼓勵嗎？事實上，若果我們看巴別塔如中國人所理解的祠堂，祠堂對一個群體的意義是正面多於負面。一方面，遠在異地的人會因祠堂的緣故與他們本身所屬的群體維持一定的聯繫；另一方面，祠堂更可以保全這群體曾經有的歷史與成就。然而，上主卻阻止這事的發生。為何？

當翻查紀錄時，我們發現建立巴別塔事件已一致被看為人類自高自大的表現。例如，初期教父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認為「巴別塔的建立是人類不承認自己的限制，反卻追求更多更多，甚至超出自己的能力也要滿足自己野心的行動。」奧古斯丁也說，「洪水之後，人類加強自己對抗上主。一些驕傲者試圖建立一座塔免被洪水毀滅。他們仍舊不願意悔改。」因此，上主的干預是一份恩典，避免人類再度陷入不可自拔罪惡中。然而，我們仍要爭辯地說，有那一處說明興建巴別塔者是自大，要超越上主呢！若果「建一座塔，塔頂通天，傳揚我們的名」（第四節）是罪，這就是莫須有的罪。因為我們無法相信人類對自己成就的欣賞竟會成為犯罪的罪證。或許，支持上主那一方的人會引用上主的一句話「如今既造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第六節）來證明上主的干預是合情合理。但難道上主一面之詞就可以成立嗎？再者，上主的一段話只說出一個可能，以可能入罪實在太不公平了。或許，錯不在於人類興建巴別塔，而在於上主，因為祂的焦慮和擔心使祂有杯弓蛇影的行為。就是祂怕人類犯罪已到一種神經過敏的地步，以致祂處處防範，甚至採取「先下手為強」的手段。所以，要接受輔導的是上主；否則，類似事件將會不斷在歷史上重蹈覆設。

或許，母親最能體會上主的緊張和神經過敏。事實上，母親較容易將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甚至因而影響她的生活，變得緊張和神經過敏。例如，母親相對地對孩子的學業、健康和交友「上心」。所以，勸孩子多吃一點、穿多一件外套大多是從母親的口而出，而囉唆多是對母親的描述。然而，沒有因孩子長大後，母親的緊張就減少。中國人說，「養兒100歲，長憂99。」例如，我完全不明白孩子已經是大學畢業和出來工作，內子仍很憂心她們的飲食。

        若為兒女緣故而變得神經過敏是為人母親一份「上心」的表現的話，我想我們的上主也不例外。上主之所以干預人類興建巴別塔並非因為祂擔心祂的地位不保，受到挑戰，而是祂的干預正反映祂的眼目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人類。這是祂多管閒事，並對我們沒有信心嗎？不是，而是上主做不到很瀟洒地讓我們「let go」，我們的事處處令祂「上心」，以致祂很自然多留意我們的事。此外，我們以往犯罪的紀錄（創3、6）使祂變得比以往更「神經過敏」。正如你的孩子曾有咳喘記錄時，父母對他的舉動也會較「神經過敏」。因此，上主真的很怕我們再會犯錯。不是因為祂不想被牽連，而是因為受苦的仍是我們。或許，我可以大膽地說，上主的干預可能是基於一份祂無法控制的「神經過敏」。

        當我們仍為著上主干預一事不服氣時，究竟爭辯我我是誰？對一個兒童來說，他很少會質疑自己的生命被干預，因為他的生命可以說成是一個需要被干預的生命。沒有被干預，他沒有成長的可能。再者，他本人也不斷尋求父母的干預來滿足他的需要。相反，若是一個青少年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對於父母的干預往往顯得不自在，甚至反感。干預永遠沒有關懷的成份，因為他們就不需要父母的關懷。至於對一個成人來說，父母的干預已不再被看為干預，而是一份關心和慰問的表達。然而，以上的分類出現了一定的困難，第一，誰說成人一定比青少年更體諒父母的心？因此，這裡所用的兒童、青少年與成人不是一種年齡的分類，而是一種成熟程度的分類。第二，上主如何看待我們，兒童，青少年或成人？

我不能代表上主說話，但我想提出一件事。按聖經的記載，當時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口音的變亂是上主行動的結果，事就這樣的發生，但後來，上主卻容許將這件事被紀錄下來，成為聖經的一部份。難道上主不怕將這事揭露會帶來人類對祂的反感嗎？或許，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按克里索斯托和奧古斯丁等教父理解，這事的記錄是為要提醒我們不要重滔覆設。然而，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事被記錄正反映上主看我們已長大了，可以成為祂分享的對象。事實上，這段記載正是母親與她已長大的孩子重溫他們過去的一段真情對話。

已長大的孩子對母親說，「講我知我年少時是如何的頑劣？」

母親輕鬆地說，「我記得一件事，就是你與你的朋友在外面搭建自己的屋。」

孩子不好意思地回應，「我記得此事。那時，我們真的很天真，並認為搭建這屋就等於自由。」

母親說，「那時，我很為你擔心，因為你尚年少呢。我怕你從此就過著一種『喜皮士』生活。所以，我當時決定阻攔你們的搭建。」

孩子扮著很驚訝的表情地說，「哦！原來背後拆除這屋的人真的是你。」

母親慢慢地說，「你會怪責我嗎？」

孩子笑著說，「不會。事已經過了這麼久。況且，沒有你那時的阻止，我不知道我今日是否有今日的生活呢！」

        當習慣以追究責任為基礎的求真下，我們對人際相處失去一份情、一份由關係建立的體諒、感謝和接納。情不是藉口，而是一種生命解讀的必須。神經過敏就不是醫學，而是愛。

覺醒 (可九 2-9)

雨傘運動帶來其中一個重要思考是覺醒。覺醒的內容不只是對中國政府改不了和中國政府信不了的深刻體會，更是對中國國歌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深感認同，即從被主體到主體。覺醒是個人的、實存的、關乎身分重建。然而，不同人對這覺醒有不同評價，以致有人認為雨傘運動後，年輕一代有再啟蒙的需要。那麼，甚麼才算是覺醒，而不是洗腦？今日，我們嘗試從耶穌的覺醒，思考我們的覺醒。

按路加福音記載（三23），耶穌出來傳道約三十歲，而聖經對他三十歲前的生活記錄很少。因此，我們只好從耶穌的三十歲認識他。按馬可福音，耶穌的覺醒源自他一次的行動，即主動回應和接受約翰的洗禮。他從中經歷聖靈降在他身上，並聽到從天上來的聲音－「你是我的愛子」。我們無法得知這經歷對耶穌有多重要，但按馬可福音記載，這話分別在可一11和九7出現。若將這兩段聖經放在一起閱讀時，我們有以下發現：

聖父是甚麼時候向耶穌說這話？可一11之後就是耶穌出來傳上主國，而九7之後就是耶穌踏入受苦之路。這簡單的背景似乎說明「這是我的愛子」不只是要向人證明聖父與耶穌的關係，更是耶穌一份由身份的肯定而帶來被差遣的使命。原來，我是誰跟我被差遣是分不開。例如，當我認識我是一位父親，我就要承擔由父親身份而來的使命。然而，今日出現的問題是：當一個人認識他是誰時，他只強調其身份帶來的權利，卻不提責任。例如，當我認識我是基督徒時，這身份可能只是一種生活裝飾而已。或許，我以上對身份與使命關係的提問是不需要的，因為這是耶穌的實存經驗，不可複製成為我們的經驗。容許我稍後回應這問題。

雖然可一11和九7皆是以「你是我的愛子」開始，但因著耶穌人生不同階段，這話有不同的含意。第一，可一11記錄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這似乎含意一種我與我以外的關係。在三一論下，「你是我的愛子」不可能是外來加在耶穌身上的身份時，這話就可被看為對耶穌認識其身分的確認。至於可九7 ，它描述耶穌「變了形像，衣服放光，極其潔白」。耶穌不再像之前需要由聖靈而來對他身份的確認，反而他三年的傳道生活不但讓他肯定他是聖父的兒子，更能展現出他就是聖父的兒子。我會這樣說，變像是耶穌因行道自我認識的結果。查實，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有一位百夫長說，這人真是上主的兒子（可十五39）。這裡帶出幾個與我們相關課題：第一，基督徒身份於我來說是外在還已是內在？第二，別人看見我的基督徒身份嗎？第三，他們看見我的甚麼樣基督徒身份？第四，我們的基督徒身份如何更正別人對基督徒扭曲的理解？

第二個有關可一11和九7的分別是可一11是向耶穌說的，而可九7是向門徙說的。這轉變反映耶穌傳上主國福音的轉變，即門徒將要被差遣傳上主國耶穌。此外，我認為對象的不同有一個更深意含，即聖父已接納門徒，是祂的兒子 (這信息反映在保羅書信) 。這就回到我起初的問題：耶穌是聖父的兒子是他個人實存的經驗與我何干？因為聖父也向我們說，「你們是我愛的兒女。」這是一個甚麼身份？如起初所說，這是一個被差遣的身份，但同時，這是一個愛與被愛的身份。沒有愛與被愛的關係，基督徒身份就只剩下重擔，活在罪疚中，因為我們要很刻意有好見證，並很擔心有壞見證。反而在愛與被愛的關係下，失見證又如何，又因愛與被愛關係下，見證是愛與被愛的回應，而非律法式的要求。讓我分享一個片段：

有一日，孩子跑來問爸爸：「你愛我嗎？」

爸爸說：「當然啦！」

孩子佻皮地問：「你為甚麼愛我？」

爸爸微笑地回應：「你說吧！」

孩子嚴肅地說：「是否因為我聽話呢？」

爸爸很輕鬆地點頭。孩子繼續問：「是否因為我有好成績、是否因為我跑得快、是否因為我誠實......」

爸爸仍點點頭說：「是。」

孩子靈機一觸問：「若果我不聽話，你還愛我嗎？」

爸爸仍保持著一貫作風，淡定地回應：「當然，縱使你不聽話，我都愛你。」

孩子很開心地進一步問：「若果我不誠實、不幫助人、不用功讀書......你還

愛我嗎？」

他沒有想過爸爸依然很溫柔地說：「我仍會繼續愛你。」

孩子很愕然地問：「那麼我為何要聽話、誠實......，因為你始終都愛我。」

爸爸反問他：「我不知道，你說給我聽吧！」

想了一會，孩子撒嬌地說：「因為我都愛你。」

天上的聲音不是吩咐，而是一份身份肯定，並因這身份肯定而帶來的使命。同樣，因耶穌的救贖，這天上的聲音也向我們說，「我們是聖父的兒女」。那麼，我們應如何認識，體會和回應我們的身份呢？成為牧者不是對我們是聖父的兒女唯一回應，反而我們需要神學訓練讓我們對我們是聖父的兒女之覺醒，以致在香港政治事件，工作和生活上，我們表明是聖父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