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著魅與解魅

2026年，我剛出版了一本書；上一次出版要數到2016年。這十年間，我寫了甚麼？其實，我曾寫下《約埋耶穌去旅行》和《差遣的上主》兩部作品，寫序言也邀請了，只是最終都沒有出版。這段經歷如何影響我看待文字出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個課題：自由、題材和媒介。

自由

            我們很快聯想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出版自由，但限制自由的不僅是政治，更包含經濟、文化、意識和心靈層面的考量。當下的政治限制無需多說，但若將政治限制視為一切自由的基礎時，我們的自由便進一步被自己限制了。這幾年，我探監多了，也多次前往受內戰影響的緬甸，並探透烏克蘭難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是我的感覺；而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讓我意識到不給自己限制。

那次，我帶點好奇地向烏克蘭難民問：「你們不介意分享一下，逃難的行李裏帶了甚麼嗎？」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回答說：「我帶了香水和唇膏。」她的答案讓我更加好奇。她解釋：「每天早上，我都會噴香水、擦唇膏。這讓我肯定自己並不是媒體一直描繪的那種難民形象——披頭散髮、衣衫襤褸、情緒落幕。香水和唇膏提醒我，我依然是我；逃亡影響了我，但我沒有因此失去自己。」

今天，我沒法像以往那樣自由地寫，出版社也沒法像以往那樣自由地出版。儘管如此，我們不要進一步被自己限制。或許，寫作人和出版就是努力開拓更大的自由，讓讀者和社會不失去自己。

題材

甚麼題材可以寫、如何寫，從來不是2020年後的香港才出現的課題。事實上，同性戀議題在華人教會圈子內，早已涉及「能不能寫」與「該如何寫」的界線。早在2013年，我與羅秉祥博士合著《同性戀的十字架》，便已經觸碰了華人教會的紅線。後來《暗角言說上主》下架，以及《約埋耶穌去旅行》和《差遣的上主》未能出版，不過是另一種形態的紅線罷了。每個人的資本都不一樣，所以，如何與紅線相處都不同。沒有需要將勇敢和講真話等同某種表現。話說回來，甚麼是「安全寫作」？甚麼是「安全出版」？作為寫作人，我需要發掘安全題材嗎？問題不只在於「甚麼題目才算安全」，更在於在所謂的安全範圍內，寫作人和出版人是否依然能安身立命。查實，寫作人可以不寫。他豈不是更安全嗎？同樣，出版人可以不出版。他豈不是更自在嗎？安全固然重要，但安全不是平安，唯有平安才能讓人安身立命。

媒介

寫作人總有一種迷思，就是對紙本書的執著。紙本書的吸引力，來自觸摸時的手感、紙張的質感、書本的重量與油墨味道，還有印刷工藝等。對寫作人而言，親手向朋友送上一本實體書，跟只傳送一個電子檔，感覺截然不同——正如派利是和收利是，總要有實體利是封在手，不是電子過數。然而，現實是家居空間愈來愈細小，加上海外訂購的需要，電子書顯得更為方便；尤其當出版受限時，電子書更能跨越地域的封鎖。以上所講的紙版與電子版變化只是媒介一種，學術期刊、專書章節、報紙、網絡媒體，甚至 YouTube 等的媒介角色也變得很重要。面對時代轉變，寫作人如何不執迷於紙版書，出版人如何不執迷於出版紙版書，是我們要衝破的。例如，今日的圖書館已不只停留在借閱服務的功能，博物館也不滿足於收藏和展覽的功能。

結論

            寫作人對出版總有一份著迷，因為需要透過出版來達成目的——不論這目的是出於虛榮，還是社會責任。同樣，出版人對寫作也有一份著迷，甚至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投入。然而，當下已不是容許我們做夢，我們需要「解魅」。但生活不可能完全沒有「魅」，這不單是為了逃避現實的殘酷，更因為生活要有「魅」，才真正稱得上是有意義。那麼，就讓寫作者、讀者與出版人，在「著魅」與「解魅」之間彼此提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