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開始在港傳染的 COVID-19（武漢肺炎）打亂了香港人生活節奏。但經歷了近9個月反逃犯修例的香港人，我們似乎比想像中更具洞察力和堅韌力。第一，香港人沒有因這次「天災」而順命，因為我們知道「人禍」更可怕。「人禍」之一是中國政府的官僚、禁聲作風和沒有面對真相的能力；「人禍」之二是香港政府事事以政治考慮為主，失去應要有的自主判斷。「人禍」是因謊言主導和甘願成為被主題而來。COVID-19一事沒有淡化香港人的「五大訴求」，反而更指出普選的重要和迫切。繼續由一個由不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政府管理香港，只會出賣香港，事事向北京叩頭，並習慣說謊。最後，香港要成為「陪葬品」。
第二，香港人越來越體驗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必要性。這是雨傘運動和反逃犯修例的經驗。我們全城因搶購口罩、消毒物品、廁紙等而變得瘋狂，甚至有商店趁火打劫。一名星加坡官員說，「香港人變得如此笨拙，這是由無能政府做成。」然而，我們城市中仍有很多人發動互助精神、自淘荷包、搜購物資、照顧有需要者。一名市民發動製作消毒液，並向家坊分享，說，「是青年人對香港無私的付出感動了我。」不論梁天琦或梁繼平提出的痛苦共同體，我們在當下疫情實踐了。但有別於政府所宣傳的抗疫歌，痛苦共同體強調同在和憐恤之餘，也強調公義和參與。「加油」不是反逃犯修例的專用語，但它卻為「加油」一語賦予了生命。所以，當眾人在疫情喊叫，「香港人，加油」時，我不禁已聯想起反逃犯修例時每一情景。
第三，「有機知識份子」不但形成，更發揮影響。簡單來說，「有機知識份子」指在每個專業內部份演了知識份子角色，詮釋行動意義的人物。比方說工人運動有工人自身的知識份子，而他們跟其他專業自然形成理念發展。今次由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的醫護界罷工就是一個見證。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出現是反逃犯修例催生的。它發揮其「有機知識份子」功能，不但揭露防疫措施的荒謬，更喚醒香港人的良知。同樣也是有機知識份子的教會也應發揮其連結和良知力量，與其他有機者配合，為這城求和創造平安。
第四，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勝利是反逃犯修例的一個安慰獎，甚至可以說成為一個沒有在計劃中的計劃。有人關注這份安慰獎有助泛民在日後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角色，但我認為這份安慰獎是關乎當下，即如何鼓勵更多人參與公共生活，塑造他們的社會。今次疫情是一個機會，特別讓政治素人的區議員更深認識所服務的社會，並推動市民的公共意識，建立公共生活。事實上，很多區議員已努力推動。我相信這種扎根工作是對抗暴政有效方法之一。
或許，政府會以為這疫情是神來之筆，有助緩和或淡化反逃犯修例的抗爭，但當有手足們被打、被檢控、被判刑、被流亡、被性侵，甚至被自殺時，我們沒有忘記。反而在疫情期間，反逃犯修例帶來的價值，願景和勇氣已在我們生活中扎根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一個革命沒有產生一個新空間就是沒有實現它全部潛能，或可以這樣說，它失敗了，因為它沒有改變生命，只改變意識形態的結構、制度或政治組織。」
（《思》，142期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