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件行李中的生命

四十多年前，一位神父分享了他當年到外地留學時只帶了一件行李。六年後離開時，他只帶著一件行李回來，沒有行李托運。他可以如此瀟灑，可能是因為他是神父和發下神貧誓願有關。我更有興趣知道他這一件行李的內容是否有所改變。他保留了甚麼和改變了甚麼？這個故事讓我思考：當我快將離開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工作了29年，我會如何整理辦公室？是否也能只帶一件行李離開呢？同樣地，今年畢業和那些搬離宿舍的同學要帶幾多件行李離開呢？

按路加福音的記載，耶穌在世時，差遣門徒宣講上主的國，醫治病人，向他們說，「途中甚麼都不要帶；不要帶手杖和行囊，不要帶食物和銀錢，也不要帶兩件內衣。」（路九3）但當耶穌即將受難時，他修改了之前向門徒的吩咐，他說，「但如今，有錢囊的要帶著，有行囊的也一樣；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廿二36）這兩段說話反映了不同場境就要有不同考慮，沒有絕對的標準，帶甚麼走與信心沒有必然關係。復活後的耶穌對門徒要帶甚麼沒有甚麼吩咐。以下，讓我分享三個流離失所者（displaced people）的故事，也許能豐富我們的思考執拾行李。

2022年6月，我到羅馬利亞，目的要認識和支援在當地的烏克蘭流離失所者。得到羅馬利亞教會的協助下，我探訪了幾個收容中心。與烏克蘭流離失所者閒談時，她們分享了在很短時間內，就要匆忙收拾，只能帶著1-2件行李逃亡的經歷。其中一位說，「我將自己一生都放在這件行李裡。」我帶點好奇問，「你不介意分享一下你的行李有甚麼嗎？」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回答說，「我帶了香水和唇膏。」她的回答使我更加好奇。她解釋，「每早，我會噴香水和擦上唇膏。香水和唇膏讓我肯定自己不是社會媒體一直描繪的難民形象，披頭散髮，衣衫襤褸。香水和唇膏提醒我依然是我，逃亡或許影響了我，但我沒有因此失去了自己。」香水和唇膏不只有扮靚的意思，更提醒她不要因環境變化而看輕自己的尊嚴。

2024年11月，我到緬甸，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流離失所的人。由於內戰，來自緬甸各地的人都紛紛擁入仰光，因為相對而言，仰光是平靜。然而，在內戰和海外投資撤出的情況下，在仰光的生活也不容易，沒有工作機會。當每個人都執拾自己行李時，緬甸朋友卻在自己的行李裡，為別人預留一些東西。一位朋友走來告訴我，「我成為了媽媽。」她結婚了還是單親嗎？第二天見面時，她分享，「在我的族群鄉村，有很多孤兒。不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被殺，就是因為他們無能力照顧孩子。我們就擔起責任，收養這些孤兒。」她微笑著說，「我成為了一位單親媽媽，我的父母就是這孩子的公公婆婆。」在戰爭中，生存是唯一法則。雖是如此，但緬甸朋友提醒不要將由生存而產生的自私合理化。反而因別人需要，預留空間放置別入的物品。

在1960年代成長的我從未想像過香港人會成為流離失所的一群。相對於很多烏克蘭人和緬甸人，大多數離開香港的人都有較周詳計劃。儘管如此，他們仍需要面對該帶走甚麼行李的考慮。我在英國生活的女兒是一位藝術家。一些在英國的香港人聯絡她，邀請她為他們繪畫一些與香港相關的回憶。按女兒的描述，他們並沒有很具體要求畫甚麼，只是希望有一幅關於香港的畫。這是其中三幅作品。

這三幅畫是有關「我的曾在」。若流離失所使人感到「不在」時，這三幅畫表達的回憶卻是一種「我在」的感覺。「我的曾在」並非僅屬於過去，而是透過以記憶與當下的我互動，成為說故事的人，將屬於自己的私人生命記憶同時也是具有時代價值的故事，在說故事和聽故事互動之下找到「我在」，並與人建立互信關係。

在耶穌復活後，我們的主沒有吩咐我們帶甚麼離開。我會帶甚麼離開崇基學院神學院？書本、証書、紀念品？流離失所的烏克蘭朋友提醒我要帶香水和唇膏，這關乎尊嚴；流離失所的緬甸朋友提醒我，在行李中，留些空間給別人，這關乎人際相處之道，即慈心；流離失所的香港人提醒我帶「我的曾在」，成為說故事的「我在」。這將是我行李的物件。至於即將畢業的同學，你會放置甚麼在行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