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禮物與恩賜--生命教育

生命的基本就是認識生命是上主、上天或父母給我的禮物（gift），而生命本身更是滿有恩賜（gifts）。那麼，生命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我們從禮物的角度與自己和周遭世界的會遇，並能欣賞和實現生命中的恩賜。

因我是上主、上天或父母對這世界的禮物，我就不是多餘的一個。我不會說我是不可缺，因為沒有我，社會仍可運作得不錯。但因我不是多餘，我在此時此刻的存在就有不可被取締的意義。我會自問：在我所工作的大學、在我所身處的香港社會和在我的家庭，我是上主、上天或父母給他們的禮物是甚麼意思？這問題似乎將生命功能化，但不需如此理解，因為我們是互相送禮，即我們是接受者，也是付出者。然而，在一個強調工具理性和成功導向的社會，我們對恩賜的理解也傾向很工貝性。例如，有很高音樂造詣和數學能力等才會被視為有恩賜。換句話說，大部份人都不會被視為有恩賜。更甚者，在這大部份人中低於一般能力的更會被視為無用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受人欣賞，我們努力發掘和展現自己的能力，希望突圍而出。結果，我們失去對別人欣賞、失去對人有耐性，也失去對生命奧秘的讚嘆。明顯例子，我們已欣賞不到身心障礙者的恩賜，反而只看見他們的可憐。

看他者的生命是上主、上天或父母對他和世界一份禮物不等於將他者物化，反而肯定對他者不可以有任何操縱。他者是一份禮物要求我們抱著一份好奇與感恩的心接受他和打開他，並對這份禮物和送這份禮物者表達謝意。表面看來，多謝是接受者的被動行為，但這被動行為在一句多謝下將接受者也轉成為「給予者」，因為作為禮物本身的他者感受到被欣賞和歡迎，而給予的上主、上天或父母也感受從被感謝而來的喜悅。這往返的過程就形成一種團契關係。這團契關係有別於牟斯（Marcel Mauss）所說那種禮上往來的客套說話、一種社會互惠關係和將禮物改變為一種交換關係，因為團契關係所強調的是欣賞和歡迎，而不是功利關係和社會秩序。然而，因禮物的內容不是由接受者決定，所以，接受者不一定會欣賞這份禮物，甚至會不接受這份禮物是禮物。例如，有家庭埋怨上主或上天給他們智障和自閉症的孩子，但我也有朋友跟我說，他家中的智障女兒是他們一家最寶貴的禮物。這是觀點與角度還是我們的生活缺少了一種從相信生命是禮物和相信生命是恩賜的視野呢！

我盼望著我們能帶著禮物與恩賜的視野改造個人與社會，讓不同生命可以活得精彩與豐盈。

給陳榆兄一書的序

以市井思維詮釋職場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是一個很嶄新的嘗試。市井特色之一是處境性，而非理論與原則的應用。市井是以他們在工作場景所遭遇的種種限制、困難和不公義作為反省和建立信仰生活的基礎。它沒有預先答案，只有在處境中認識和修訂信仰。連接處境性，市井第二個特色是存在性，而不只是生存性。市井的信仰沒有提供一套宏大論述，反而充滿各式各樣的反諷、吊詭、生活智慧和不同技巧的信仰體驗。市井遊走在工具策略性行動與價值理性之中。若借用James C. Scott的言語，市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對抗公共文本（public transcript）對生活世界和信仰生活的控制。那麼，以市井思維詮釋職場與基督教信仰關係的目的沒有企圖要將市井變成為不再是市井（這是公共文本的目的），而是與市井共同認識和發現在市井世界中已存在抗衡力和生命力。我擔心的是，參與市井信仰建構的人不完全明白這道理，反而以市井之名將市井邊緣。

雖然我未能肯定陳榆兄是否以市井思維詮釋職場與基督教信仰關係的始創者，但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角色和貢獻。除了文字、主持講座和參與籌備神學課程外，陳榆以身體力行，與各行各業的市井共同掙扎和反省信仰的意義。這是認識陳榆的朋支可以見證的。陳榆不介意自稱市井，也樂意融於市井，不求改變市井，反而自在地在市井中體驗上主的臨在。我會說，陳榆是最能掌握市井信仰。可惜的是，陳榆早走一步，息勞歸主。然而，他留下的文字，讓我們能與他那份市井心靈感通－即幽默、對生命的著緊及其活躍的人生。

他者的面容就是聖像

近十年，香港人比以往更體會生命被攪動的感覺。例如，金融市場在沒有可預計情況下的極大變化已超出我們可以適應的能量。被攪動的感覺不好受，因為我們不能按習慣了的生活秩序去生活，反而可能需要對已有的生活作出很重大的調較。然而，被攪動又不必然全然負面，因為它可能將一顆像在死水的心輸入氧氣，為一個不斷重複的生活帶來生機。你們對那份被攪動的感覺並不陌生。尤其當某些嚴重災難發生時，已約好的飯局要取消、已安排的假期要銷假，甚至已計劃的活動要重新安排。當焦點集中如何面對因被攪動而需要調整的生活時，我們也要問：甚麼能攪動了我？或我會被甚麼攪動？我們絕非不吃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所以，我們會被股市的升降攪動而導致失眠，食慾不振，但甚麼攪動我們心靈的事才值得我們留意。我會說，能攪動我們的心靈是人的面容。

林志玲的面容不會攪動我的心靈，林某高官的沒有面色的面容也不會。真正攪動我的心靈是那些住在老人院的公公婆婆的面容。有些公公婆娑因他們的病情（老人痴呆症），面容上已很久沒有笑容和滿足；又可能因沒有得到較人性的照顧，他們的面容向我說出，他們被遺棄了，每日只無奈地等待死亡的來臨。我又聯想起在醫院的情境。有些病患者已閉上眼睛，對周邊世界已沒有反應，而他們家人的面容充滿傷痛和絕望。他們不同的面容使我們感動了。除了在醫院和老人院外，我聯想起那些在極度貧窮生活下的人。除了小孩子已漲起的肚子和瘦骨嶙峋的身子外，他們沒有神氣和表情的面容與當下有關奶粉電視廣告的小孩子有很大的對比。這些面容只是眾多攪動我心靈的面容的一少部份。我被他們面容攪動，因為我在他們的面容上找回我的人性。所謂人性，就是生命被呼喚和對他者有不可抗拒的責任。這跟強調以理性和自主對人的理解並不一樣。理性與自主只有從生命被呼喚下去理解才是真的理性與自主。這也解釋為何很多救援和發展組織都會選擇將接受救援者的面容成為宣傳照，因為面對這些面容下，我們被攪動了。有批評者認為這做法是對接受救援者的侮辱，因為這將他進一步受害化。但若理解他者的面容是對人性救贖的話，這些照片就成為聖像（icon），我們只會以尊敬和敬虔的心去看他的面容。可惜的是，我們社會錯誤地理解人的面容，以致我們看不見以聖像出現的他者面容。

我們社會將他者的面容變成為他者的面色。有別於他者的面容，他者的面色沒有向我們的人性發出呼喚，反而只有命令，甚至威嚇。所以，他者的面色要使人恐懼，甚至作出自我審查，活不出真我。這與他者的面容剛剛相反。例如，在辦公室，我們可能要看上司的面色，以致要講的話不講了；在救援和發展的地區，我們可能要看當地官員的面色，以致要做的服務被拖延了。當面色擋住面容，我們可能變得世故。因此，只有在他者的面容下，我們才拾回勇氣，面對自己生命的呼喚，甚至要揭穿面色的虛偽。

我們社會傾向以美容來認識人的面容。這可以從當下越來越多有關美容和護膚廣告反映出來。我們被宣傳甚麼才是美麗的面容（例如，白色、防黑班等）。又當面容已變成為可以賺取金錢的工具時，我們越來越專美容，而刻意將某種面容成為模仿的參照。這裡所謂他者的面容已是被社會界定為成功的面容，他已不在存在奧秘與呼喚，因為最深底是消費。另一方面，在一種情感式工作主導下（emotional labour of work），我們已被訓練出受被控制凡面容多於真實的面容。

第三，我們社會傾向掩藏他者的面容，因為他者的面容攪動我們和令人不安。掩藏的意思就是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例如，有居民反對在其附近興建精神病患者的中途宿舍、有居民反對在其附近建設愛滋病中心、有社會將其殘障孩子扔下在孤兒院。透過驅逐和監禁，我們社會將他者面容掩藏，只活在自己被塑造的面容中。

他者的面容就是聖像，不但因為人是上主的形象，更因為在他者的面容照耀下，我們認識自己的黑暗，也看見生命的光。這使我想起一個人的經歷。

掃羅不斷用威嚇兇悍的口氣向主的門徒說話。他去見大祭司，要求發信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掃羅在途中，將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一道光從天上下來，四面照射著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應該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使徒行傳九1-8）

掃羅就是新約聖經的保羅。這故事是有關他歸依耶穌基督的經驗。他曾是一個迫害基督徒的人，但在這宗教經驗後，他成為基督徒，為耶穌基督辯護，反而被迫害。按這故事，掃羅只看到一道光和聽見聲音，而他因被這道光照射著，導致他失明。對於這道光，我有一些考慮。第一，因猶太人傳統相信人不可能見上主，因為上主是完全聖潔（他者）。所以，猶太人傳統以光來描述上主的臨在。第二，這道光是一個物理概念還是一種象徵言語？這兩者並不對立，但若這也是一種象徵言語的話，我們就要進一步問這象徵要指向甚麼？第三，按新約聖經理解，耶穌基督就是上主的光（林後四6）。若在道成肉身之前，上主的光沒有以甚麼形象出現，但道成肉身和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後，上主的光就以耶穌基督的樣貌出現。基於以上考慮，我會認為掃羅看見的那道光，就是耶穌基督的面容。掃羅仆倒，不是因為這光太耀眼，以致他看不見路而不小心仆倒，反而因被耶穌基督的面容嚇呆了而仆倒。耶穌基督的面容真的如此驚嚇嗎？第一個可能，就是一個死了的人竟然沒有死，所以，掃羅被嚇呆了。第二個可能，就是被一個流著血的面容嚇呆了，因為有聲音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我會選擇掃羅被一個已扭曲的他者面容嚇呆了，因為一個榮耀的面容很難配合「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對於一個常迫害基督徒的人來說，他應該不會被扭曲的他者面容嚇倒，因為他已習慣了。然而，他的習慣，只因他從沒有真正看見他者的面容，他只看見律法。就像有些人殺一頭豬時，他們只看見是它的肉，而看不見它的面容。在大馬士革路上，上主製造一個神聖空間，讓掃羅可以走出他的限制，真實地與扭曲的耶穌面容相遇，被這面容光照，以致他看見自己的黑暗，並回應真正的呼喚（不是迫害）。從掃羅往後的人生，我們發現他完全改變了，投身傳福音，並願意為此受迫害。

掃羅的經驗對我們在前線服務工作的人有甚麼意義？我會說貧窮人和受難者的面容也如耶穌的面容一樣（馬太福音廿五），帶我們進入神聖空間，與他者相遇，被他們光照，從中我們以回應呼召來認識自己。強調他者的面容沒有將他們浪漫化，反而他們扭曲的面容所表達的痛苦和無奈是真實的，饑餓與唏噓是真實的。他者的面容所呈現生命的脆弱不但使我們心痛，更使我們陷入無助感與無力感中。坦白說，我們被他們的面容嚇呆了，因為生命竟然可以如此悲痛，災難竟然可以如此殘酷，人生可以如此的不公平。他們的面容向我們發出呼喚，但這呼喚不僅是求救，更燃起我們對生命的認識攪動我們的心靈，以致我們選擇追隨生命的呼喚，與他者彼此緊扣。我相信當中同工的經歷更能具體地說出我的描述。

平安從來不是從沒有被攪動而來，反而問我們的心靈被甚麼攪動或甚麼能攪動我們的心靈。股票、孩子入學或人際關係等都會攪動我們。於我來說，真正攪動心靈的是貧窮人與受難者的面容。他們的面容就是聖像。在他們面容中，我們面對生命的召喚，也從他們的面容中，我們經驗受苦上主的同在。我們對生命召喚的回應不一定可以改變對方的遭遇，但我們不容他者的面容變為他者的面色，他者的美容，或被掩藏．當看見從一副扭曲的面容到可以微笑的面容，從一副無望的面容到可以露出希望的面容時，這就是社會、他者和我們最大的平安。

教育主日－輕省擔子

沒有一個人生可以沒有擔子，所以，我們只會用息勞歸主來描述死人。若擔子是人生的現狀，當下很多老師在學校卻經驗到過重的擔子。我們初時以為這只是短期的事或還未適應，但現實是，這擔子只會不斷加重，沒有減輕的傾向。開學應是興奮的日子，但我們當中已有人問，「幾時才到暑期？」（我是其中之一。）

40年前，大部份小學仍分上下午班。上午班的老師不需同時教下午班。教員室也沒有多餘位置，所以，上午班老師教完上午班就可以離開學校。那時的老師有時間做兼職、培育自己的興趣、照顧家庭和與同事共同備課等。但十幾年前，教育起了基本變化，老師逗留在學校時間由上午七時許至晚上七時，回家後，仍要批改功課和備課等等，直到十一時才可入睡。為了有足夠入學人數，學校無奈地要被迫跟隨教育局某些荒謬政策，甚至老師們跑到商場、電視台和社區爭取亮相和曝光率，吸引潛質學生。多元化的活動為學生提供不同學習機會和經歷，但難為了老師，因為在沒有增加其他資源下，老師的工作量只會不斷增加。除了這些事之外，學校更需要滿足外評，而外評的重點是將教學量化。結果，老師們花很多時間處理文書工作。我有一位學生當了老師5年，就患上肺炎，要休息一年；另一位當了10年，最後請辭了。她說，「若要好好地生活，就不要當老師。」當教育局要減輕同學的學習壓力和創造自由學習環境時，我們的老師卻被遺忘了。老師們是否也可以在一個自由和合理壓力環境下工作？

就此，我想起耶穌一段話，他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耶穌承認沒有不負擔子的人生。然而，問題不是如何有技巧地負擔子，而是我們要背甚麼的擔子。熟識耶穌故事的人都知道耶穌的擔子從來就不輕。他背負十字架，承擔世人的罪，經歷被出賣和被無理的判刑，而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何耶穌仍說他的軛是容易的和他的擔子是輕省？他是否想透過與他比較，使那些自覺勞苦擔重擔的人不要投訴？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先要問當時的人正背負甚麼擔子。馬太福音的讀者主要是猶太人。按當時猶太規律，猶太人被要求嚴格遵守摩西律法，而他們也接受這要求。以安息日為例，拉比不滿足於一句無論何工都不可做的規定，反而努力嘗試為甚麼工都不可做定義。最後，他們制定三十九項定義，包括搬運、寫作、煮飯、洗衣服、種植、縫紉等。上主設立安息日有兩個目的：這是上主的日子和紀念上主對世界的拯救。但在這三十九項對安息日的界定下，安息日的目標沒有被提及，反而將安息日變成為一個行政和管理的課題。事實上，人遵守了這三十九項規定不等於他們就可以經驗在上主裡的安息，因為恐懼犯規已成為他們對安息日的體會。這就是耶穌說這話－「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的背景。

再以安息日為例，耶穌的心裡柔和謙卑，因為他知道他為何要守安息日。他曾說，「安息日是為人而設，不是人為安息日而設。」（可二27）他又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8）柔和謙卑不是一種待人態度（否則，耶穌責罵法利賽人就不是柔和謙卑了），而是一種心靈質素，即不懼怕犯規，也不介意因犯規被人指責，不是因為他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因為他經歷真正的安息，不活在別人認為的標準中。耶穌的軛和擔子是輕省，不是因為他不需要為他的決定負上代價（事實上，他被他的堅持被釘在十字架），而是因為他知道為何要這樣生活和生活目的。我們的擔子變得沉重，不必是因為工作和生活壓力很大，而是因為我們承擔了一些不需要和不知為何的擔子。生活的安息不會只因放假而重拾，也不會只因減少工作量而恢復，反而要從調校生活的方向和意義而來。

對老師的我們，耶穌的那段話，不是提醒我們多禱告，而是向我們發出一個邀請，要看見學生的面容，被他們的面容呼喚，而不是不同的課程要求。對學校和教育局，耶穌的那段話，挑戰他們將學校變為商業的荒謬。當我們有這轉變，放假（例如，中秋節）不再是逃避上課，而是生命更新，因為放假後，我們有很多經歷要跟同學分享，也渴望聆聽他們在假期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