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守護香港：做好人好事 (路十三 10-17)


每次聽見一些好人好事時（例如，毛記電視星期三港案），我們會欣賞地說，這是人性光輝，因為好人好事回復人性。今日的故事（路十三10-17）就是一個做好人好事的故事。當時社會對安息日有很多規範，但若拯救生命的話，安息日規範是可以不遵守的，因為安息日的原意是上主拯救（申五12-15）。然而，習慣了按律法生活和害怕犯規的習性令人對何謂拯救生命漸失去判斷能力，並以不做不錯的態度過安息日。所以，這故事對耶穌與管會堂主管的爭論不是醫治這女人是否對，而是要求人思考何謂拯救人。會堂主管的論點是：「有六天應當做工，那六天之內可以來求醫，在安息日卻不可。」（節14）換句話說，這女人已病了18年，多等一天也不會影響其病情 (這似乎是醫療一般的看法)。所以，耶穌的行動沒有急需性，反而他的行動是刻意破壞規範。

耶穌對這件事的判斷卻有不同準則。第一，耶穌提出：問題不是這女人的需要是否緊急，而是會堂主管的雙重標準。即會堂主管對自己的需要卻比較寬鬆界定，但對其他人卻比較嚴謹。耶穌反問：「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和驢，牽去喝水嗎？」（節15）第二，耶穌提出：問題不是守與不守安息日，而是會堂主管將本是充滿人情味的安息日變為冷冰冰的安息日，只有禁止，沒有提升之意。耶穌反問：不該在安息日這天解開她的綁嗎？(節16)

會堂主管還是耶穌的觀點正確？洛克在《政府論次講》說：「君主和一部分人民之間發生了糾紛，我以為在這種場合的適當仲裁者應該是人民的集體。」（《政府論次講》，Section 242）聖經有類似描述，「耶穌說這些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所有的人因他所做一切榮耀的事都很歡喜。」（節17）這次事件讓很多人被啟蒙和覺醒，明白做好人好事與守法不必然等同。

若我們是很多人之一員，我們被啟蒙了甚麼？覺醒了甚麼？第一，以人為先，即從有需要者角度看需要。客觀來看，病了18年的女人多等一天不會帶來病情嚴重惡化，但對當事人，一天的苦就是苦了。商業社會很明白接受服務者優先的道理（即顧客就是上帝）；反諷的，以服務和關懷為主的組織卻不明白，走向官僚。第二，人是不公義制度的受害者，也是不公義制度的鞏固者。不要讓制度製造受害者就不要成為其鞏固者，但不成為其鞏固者或會因此成為受害者的可能。耶穌就是典型例子，他為這病了18年的女人帶來釋放，也為他個人帶來仇恨。有甚麼事曾今我們的慈心需要站出來，與不公義制度對抗？對抗不是為對抗，而是因慈心。第三，當好人好事已成功成為管治階層對被管治者的控制意識形態時，「真．好人好事」反而會被視為壞人壞事。還好，與耶穌一起的人認同耶穌的破壞是人性的回復，但現實是，社會只會給勳章那些強化管治者管治的好人好事，不會給反抗者，所以，耶穌時代的羅馬政權 (要到四世紀末) 和猶太人領袖不會追封耶穌。因此，培育人有做好人好事的心之外，也要培育人有不跟隨做好人好事的意識形態，而做看似壞人壞事之事。

近年來，我們聽多了一句話－守護香港，因為我們越來越感受到政治決定教育（香港大學陳文敏事件、國民教育、教學語言政策）、政治決定法治（立法會選舉梁天琦事件、廉署人事事件）。當民主制度被視為制衡權力有效方法之一，但卻遙遙無期時，如何守護香港？有人從制度入手（其中包括港獨、自主），但教會可以做甚麼？我會說，無懼和堅持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不只回復人的慈心，更應是一項對抗意識形態的覺醒教育，促進一個更有人性，不需要刻意製造犧牲者的制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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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7日 星期日

正確性選擇和選擇正確 (路十38-42)

馬大和馬利亞的故事容易給人一種感覺：即馬利亞代表的聆聽服侍是上好的選擇，而馬大代表的勞動服侍是次好選擇。這種感覺容易使我們推論出以聆聽服侍為主的傳道工作比其他工種更尊貴，甚至鄙視勞動工作。然而，馬大是否代表勞動服侍？又上好福分是否只有馬利亞的聆聽服侍？今日，我嘗試從「甚麼是選擇」而不是「 如何選擇」回答以上問題。


要回答以上課題，我們先要認識耶穌當時社會。婦女在當時社會的角色主要是以照顧家庭為主，提供家庭的起居飲食生活需要。馬大正是這婦女角色的典範。那麼，她對馬利亞的不滿，不只是因為她需要幫手，更因為她對馬利亞沒有扮演她應要角色的不滿。例如，我們期望傭工照顧客人，而不是跟客人傾談。因此，耶穌對馬利亞的讚賞是馬利亞敢於挑戰當時社會對婦女的定型，做回自己。婦女不只照顧家庭，更可以直接聆聽老師的講話、參與對話，甚至成為教導者。所以，這故事不是關乎聆聽優勝於勞動，而是婦女可以走出社會對婦女的定型和規範，並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現實是，社會文化限制了我們對定型的突破，但我們要有勇氣突破被定型，因為它限制了我們的恩賜。這樣，我們真的選擇了那上好的福分。


表面來看，稱得上是上好福分的應是好的，但當上好成為絕對，並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按這上好來生活時，上好可能已不再是好了，反而可能成為邪惡。這道理並不難明。例如，十一奉獻是好事，但當這好事成為量度基督徒生活的準則時，這令好事的福音變成為定罪的律法。說回來，聆聽耶穌講道對馬利亞是一件上好的事，但這不一定適用在其他人身上。或其他人不一定認同這是上好的事。幸好，有古卷聖經沒有「只有」（節42）這字，因此，聆聽耶穌講道是一件好事，但非唯一。換句話說，馬大無須要放下手上工作，聆聽耶穌講道，才是上好的事。再者，她可能不會享受呢！上好是多樣的，而非只有一樣。馬大的問題是她因比較，攪亂了自己，以致她沒有好好享受勞動服侍，視它為美事。


基本上，選擇本身總是以上好為目的，但誰人能保証我們的選擇必是最上好呢！很多時，在選擇後，我們才發現最好才出現。若不是選擇後才發現，我們就是錯過了最好選擇。股票買賣就是一個好例子。那麼，上好的選擇總是將來的。這也是基督教信仰終末論的看法。因此，不論選擇的結果是好與壞，我們要有勇氣承擔，不怨天，不尤人。可以改就改，改不了就接受。事實上，人生從來不是因有上好選擇才能活得好，反而因認真生活，我製造選擇。馬大的心裡忙亂，不只是因為事情太多，做不來，更是因為她接受不了有些事是做不來，甚至有些事可以不做。


今日的社會，太多人關心選擇正確性 (correctness)（教育、工作、婚姻、生育、治療等），並按正確性選擇，但他們可能因此而失去自己，因為正確性不代表對，也不關乎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而已。求上主賜你們有知識和勇氣不按正確性選擇，有信心相信上好並非唯一，並學懂在任何選擇下，處變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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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6日 星期日

講真話的勇氣（路八 26-39)


  　　故事（路八26-39）發生在外邦人地區，一個被鬼附的人得到耶穌的醫治，但耶穌沒有因他做了這件好事而被當地人接納和感謝。他們反而要求耶穌離開格拉森，不要攪亂他們的生活。至於那曾被鬼附的人，他很想跟隨耶穌。不論基於他想報恩或安全需要，耶穌拒絕他的要求，卻說，「你回家去，傳講上主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聖經描述了，「他就走遍全城，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麼大的事。」對於這故事，我們有很多疑問。例如，鬼可以跟耶穌講價嗎？擁有豬的主人材是真正受害者嗎？這人傳講的內容以耶穌取締上主。這是否有加鹽加醋之嫌？我沒有計劃解答這些疑問，反而提出新疑問：他為甚麼要走遍全城？他要持甚麼個人素質傳講耶穌的事？或許，林榮基先生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是有關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林榮基選擇披露在香港失蹤八個月，在中國經歷的拘押、提審、被拍片、被要求指認禁書訂戶資料等事。）

當眾人都不相信你的經歷時，人仍要有講真話的勇氣。不知道為何中國政府讓林榮基自由出境和入境，但對林榮基來說，事實就是如此發生了。有人認為這不合乎常理，但中國政府做很多的事也不合乎常理。最深刻的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真話的基礎是事實，不是詮釋。詮釋不是用來否定事實，只是事實之後。當中國政府習慣不以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態度處理問題時，我們只有選擇站在弱勢一方，而非質疑弱勢者的見證。縱使曾被鬼附的人經歷耶穌救贖，並有第一身經驗，但放豬的人卻將焦點放在鬼進入豬群，闖下山崖，淹死了。縱使城裡和鄉下的人也看見這曾被鬼附的人改變了，但他們選擇以失去豬來理解這事，因為這曾被鬼附的人之經歷太不合乎常理。結果，他們的反應是害怕耶穌，而不是感謝耶穌。曾被鬼附的人要有勇氣傳講耶穌的作為，因為輿論站在他的對立面，並以利益作為對事實的詮釋。做一個誠實的見證人要有勇氣。

　　當講真話要付代價時，人仍要有講真話的勇氣。林榮基將他在中國八個月的經歷公開了。這是一種釋放，也是很沉重的選擇。他公開向其女友說對不起，也關心仍在國內的銅鑼灣書店的同事。香港人利益還是他的女友和同事利益重要？無論他的選擇如何，他始終也要背負對任何一方無法補償的罪債。當然，有人批評說，「林榮基才是最大的得益者，因為他現在是最安全了。」講真話的人不但可能要面對被扭曲（中國政府慣用的人格謀殺方法），更受內心自責的煎熬。這也可能是那曾被鬼附的人之掙扎。這城市的人不但對耶穌持負面態度，對他更持漠不關心。沒有因為他被醫治而歡喜，反而認為他是攪事之人。那麼，聖經說他走遍全城，不是因為其宣教策略，而是因為被排斥，甚至迫害的結果，即「走路」。這是他傳講耶穌要負的代價。

　　面對一個更高要求的呼喚時，人沒有不講真話的選擇。林榮基說，「原本已經打算依照中央要求，前往內地交出讀者資料的硬碟，但途中再三掙扎，又被香港6000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動，最終改變決定，在港鐵九龍塘站出閘，沒有回內地去。」他說，「我怕我的讀者受到影響，他們會以為香港或者我出賣他們。」這曾被鬼附的人曾要求跟隨耶穌離開格拉森，離開放逐他的家，但被耶穌拒絕了。良知是功利主義或原則主義以外的道德思考，以呼喚方式向人提出一個存在性選擇。在良知呼喚下，人被推進一個境況，只有真實地回應良知呼喚，他才實現或成為「人」。然而，「黨性」和利益使人失去良知、恐懼使人壓抑良知。這曾被鬼附的人要求跟隨耶穌離開格拉森，一個放逐他的家，但被耶穌拒絕了。不但如此，耶穌向他發出一個令他坐不安，嚥不下的呼喚，就是要他回到不看他是家人的家傳講上主。縱使他可能很不樂意接受這吩咐，但上主的呼喚是以一個存在式發問時，他只有積極回應才實現或成為人。


　　講真話是否可以改變謊話？他個人下場是否再會被鐵鍊和腳鐐捆鎖？他所宣講的是否會被視為另一被鬼附的形態？對結果太多的考慮只會令我們失去傳講上主作為和講真話的勇氣。我們相對地關注傳講上主為你所作的大事的內容，但林榮基事件提醒我們，傳講上主更牽涉講真話的勇氣，生命素質。這勇氣不是關乎在公開場合講個人見證，而是講可能得罪人和負代價的先知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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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8日 星期六

跨越 (路七1-10)



跨越本身含意界線的存在。然而，界線不只有限制之意，更由一個人立足之所在而產生。重點不是消除界線，不但因為這不可能，更因為這帶來自身的消失。重點是認識界線代表甚麼的權力關係、我們如何被界線操縱和如何參與強化排斥別人的界線，從而我們可以具體說出和準備要跨越甚麼界線。

由社會地位建立的界線
今日的聖經故事就是一個有關跨越的故事。故事的重要人物是百夫長，不是耶穌。有別於太八5-13的記載，路加福音焦點放在耶穌對百夫長信心的稱讚，而不是耶穌醫治的能力上。那麼，百夫長跨越了甚麼界線？第一，百夫長跨越由社會地位建立主人與奴隸的界線。相對於十七至十九世紀黑人奴隸，耶穌時代的奴隸已較有尊嚴，但主人對奴隸仍有絕對權力，主人可隨意粗暴對待奴隸而奴隸沒有法律保障。在當時社會，奴隸是沒有自由，沒有保障和沒有聲音的一群。他們只是物件。百夫長的跨越不是消除主人和奴隸的角色，而是不接受當時社會對主人和奴隸身份的界定，即奴隸是他者，不是它者。這反映在兩件事上。百夫長為他所寶貴患病的奴隸著緊，設法為他尋找醫治可能。此外，他稱呼他的奴隸是朋友（節6）。

試想一想，當下有甚麼社會地位先為我們定下界線，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淪為權力關係多於平等和尊重的相遇關係。例如，你們與家中傭工關係如何、老師與學生關係如何、牧師（主教）與信徒關係如何、上司與下屬關係如何、醫生與病人關係如何、父母與子女關係如何？其中是平等和尊重的關係還是權力關係？你願意跨越由權力關係界定的人際關係嗎？

由身份政治建立的界線
第二，百夫長跨越由身份政治建立的界線。簡單來說，身份政治指個人以他所屬的種族，族群，文化和性別等等為自己及其所屬群體爭取權益的行動。雖然故事沒有清楚交代百夫長的身份，但他不是猶太人。否則，耶穌不會下這評語，「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沒有見過。」（節9）猶太人長老讚賞百夫長為猶太人建造會堂（節5），不只是因為百夫長做了一件好事，更是因為這是一件他沒有責任而做的事。百夫長跨越了由猶太人與外邦人身份界定他們如何看待和相處。第一，百夫長沒有因他所屬的種族被猶太人稱為外邦人而以被排斥的態度對待猶太人。第二，百夫長沒有因他自己種族緣故，只為自己種族求福利。跨越不是放棄自身身份，而是不需要透過排斥他者來建立自己，反而更可以向他者開放。

香港本土意識的冒起不是新事物，但當本土意識以身份政治建立香港人的界定，並走向身份優越時，它不但限制甚麼是香港人，更變得排他性，因為香港人身份是從對中共的恐懼、仇恨和憤怒而來，卻沒有自身內涵。不同大學學生會對六四的評論令人擔憂，不是因為他們不參與維園六四集會，而是因為他們被自己建立的身份政治限制自己，失去跨越視域。

由道德建立自我形象的界線
第三，百夫長跨越由道德建立自我形象的界線。猶太人長老對百夫長有高度的評價。一方面，這是基於百夫長所做的事。另一方面，這高度評價也塑造百夫長對自身的理解，即他可能漸漸相信他是一個配得被尊重的好人，而迫自己滿足由道德建立的自我形象。當猶太人長老向耶穌極力推薦百夫長時，百夫長卻說自己不配見耶穌，也不配接待耶穌。這是因為耶穌比他更偉大、更義、更有尊嚴還是因為他從來就不覺得自己配被稱為好人？當眾人將百夫長抬得很高時，他沒有因而沾沾自喜，甚至改變自己為要維護這由道德建立的圖騰。他反而誠實地和謙卑地做回自己。

當社會傾向以更高成就來理解跨越時，跨越卻成為窒礙人成長的界線。原來，跨越不一定是再創高峰，可以是甘於平淡。跨越不一定要用層級概念（level），即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可以是面向概念（dimension），開拓新可能。跨越不一定是邁向更高道德，可以放下滿足由社會控制道德的要求。

你願意有這信心嗎？
周遭的人對百夫長的跨越有很正面回應。例如，當他跨越由權力關係建立的主人與奴隸關係，他得到奴隸的接納。當他跨越由身份政治建立猶太人與外邦人關係，他得到猶太人接納。當他跨越由讚賞建立自我形象的界線時，他得到耶穌的稱讚。現實是，跨越可以帶來被排斥，甚至兩面不是人。例如，身份政治上的跨越可能被批評為左膠或右膠，社會地位的跨越可能被批評為攪小圈子。或許，在反問是否甘於被界定和甘於在被界定下生活前，我們是否也意識自己被界定，並活在界定下生活？耶穌說，「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沒有見過。」你願意有跨越的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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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神學成功與成功神學 (民27:12-17)


如何定義成功？成功有甚麼重要？如何達到成功？我成功嗎？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身分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理解。例如，學生時代可能傾向以成績來量度成功，後來就可能以有那女朋友或那男朋友作為成功，找到工作是成功等等。然而，若以達成期望來理解成功時，遺憾可能比成功多。那麼，問題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承載遺憾。
今日，我選擇摩西的一個片段跟你們分享。若要說出摩西的遺憾，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其中一事是他最後沒有跟以色列人進入上主應許之地。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琳山脈，看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祖先那裡，像你哥哥亞倫歸去一樣。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命令，在取水之事上沒有在會眾眼前尊我為聖。」這水就是尋的曠野中，加低斯的米利巴水。（民廿七12-14）（參考：民廿1-13）
對於上主的判決，我們當中有人會感到不滿。第一，上主的懲罰沒有按比例原則。即不准許摩西進入迦南來懲罰摩西不跟從上主吩咐的方法令磐石出水是否過重？例如，偷一百元跟一千萬元所受懲罰應是不同。第二，縱使摩西犯了大錯，不尊上主為聖，但上主的判決不應只看摩西這單一事件，應要看摩西的一生。用現代講法，上主沒有考慮摩西的感化報告。當然，我們當中也有人沒有覺得要為摩西伸辯，因為上主的判決不可能是不公平的。我們只可以接受，反而我們的不接受反映我們更大的自義。在誰對誰錯的爭論下，究竟摩西本人如何理解這事？
按民廿七，摩西沒有就此事有個人情緒的反應，反而他關心以色列人的前途。他說，「願耶和華，賜萬人氣息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引導他們進出，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15-17節）摩西對他個人遭遇的沉默了是否反映他接受上主的判決？是否摩西不介意進入迦南與否？又或我們因著摩西的遭遇而提出的問題（即懲罰公平）是否錯誤？
我想起司徒華先生曾說，「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在。」不論你如何評價司徒華先生，但他這句話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成功不是從我個人福禍和榮辱來決定，而是從事件的本身。我固然重要，但卻不是最重要。若放在摩西身上，成功不是摩西本人是否可以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而是以色列人可以成功進入迦南。摩西的重要跟每一個人都一樣，扮演不同角色，共同努力，但絕不是沒有摩西就不行。當摩西存這樣態度時，他或許仍會介懷未能進入迦南，但他卻會為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指日可待而歡欣。「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在」不只屬於領袖應有的氣魄，也是人生的座右銘。
第二，猶太人拉比 Jonathan Sacks 對摩西遭遇有這樣解釋，「摩西之不可以進入迦南原因之一，就是不同時代需要不同領袖，沒有一個領袖是永恆的。」意即，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並在曠野生活的摩西不一定適合帶領以色列人進佔迦南，與不同族群打仗。同樣，一個適合進佔和打仗的領袖不一定適合建立社會制度。所以，摩西進不入迦南不是一件遺憾事，也不是被上主放棄了，而是他要接受自身限制和歷史任務的完成。似乎，摩西也明白這道理，以致他知道他進不入迦南的第一個問題是他的接班人。若接受 Sack這解釋，上主對摩西的懲罰是否公平、是否合比例和是否用這懲罰方法等就不是問題了。或許，我們仍不肯定領袖輪替是否摩西進不入迦南這件事的重點，但摩西要接受他的限制，並願意將他的尊榮給接班人，並在眾人面前肯定他。摩西的經驗向我們展示領袖對自限的意識，願意放下和接捧的胸襟。
第三，若以成功進入迦南作為指標的話，約書亞在以色列人的地位應比摩西高，但現實並不是。以色列人對摩西的尊敬反映成就（進迦南）並不比人格重要。摩西不只是將他們從被擄取回自由和從鬆散的個人和群體成為一個民族，更是在他們犯罪時，與他們一起掙扎和對抗，又在他們求上主寬恕時，為他們付上自己生命。然而，在以色列人傳統，只有上主才是上主，所以，摩西沒有成為以色列人的崇拜對象，卻是一個典範。那麼，摩西進不入迦南不需要看成為他一生最大污點和遺憾，而是這是人。我們不需為自己的錯誤找藉口和掩飾，也無需將錯誤放大。
摩西的遭遇讓我們思考成功有不同層面意思。成功可以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在。」成功是在適當時候願意退下，並全心祝福接捧者。成功不在於一個人外在的成就，卻在於他的人格，並他委身於甚麼價值。然而，成功不是沒有遺憾，也不是完美，而是做回人，即接受人生的不完美。

摩西的成功跟流行教會的成功神學 (強調逢凶化吉，虔誠就有好結果，凡祈求就得著) 有很大不同。這不是觀點與角度. 成功神學強迫信仰配合我們對成功的期盼，而不是從神學反思成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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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7日 星期六

生命中的兩個母親 (出二1-10)


母親節是為作母親的女性慶祝。因著他們的辛勞，下一代可以出生，並且可以成人。一談起母親，我們很自然聯想起生母，但現實是，還有養母。今日，我想跟你們分享兩個母親的故事，她們就是摩西的母親。

摩西的生母是約基別（民廿六59），而他的養母是法老王的女兒。法老王規定，希伯來人生下的男丁就要被殺約，所以，基別生摩西後，就要面對兒子喪子之痛的可能。她暗暗將摩西留下，希望照顧摩西多一天就多一天。然而，孩子的長大總不能逃過法老的監察，約基別終於要面對政治的殘酷，要跟孩子分開。她將孩子安置在箱子，放在河裡，盼望有奇蹟出現，但她本身也不知道要期望甚麼的奇蹟。她沒有一直沿河走，看著孩子被河帶走，因為她不忍看見那刻孩子不見了。她心如刀割。

在1940-60年代的香港，生活艱難令有些家庭將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希望孩子可以生存和生活。那個決定是痛苦的，那分離的一刻是心碎。讓我分享一個故事。

黃丁蘭生於1961年，出生時父母已育有一女， 當時家境貧困，生活艱苦。母親感到難以供養多一名子女， 為了丁蘭得到更好的照顧，透過朋友介紹，把丁蘭送給一位環境較好的陸女士收養，條件是黃母以後不能與丁蘭相認。黃母看陸女士樣子和善，相信她會疼愛女兒，便忍痛答應了。丁蘭六個月大時，陸女士曾帶丁蘭與黃母見面，之後便沒有再聯絡。黃母雖然掛念丁蘭，內心對她充滿歉疚，但因曾許下諾言，故一直沒有嘗試尋找她。只能每天祈求神靈保佑丁蘭生活安穩快樂，而自己亦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期盼有一天能與丁蘭重遇。

丁蘭本來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直到11歲那年，她無意中在陸女士的抽屜裡看見一張出世紙， 上面寫自己的出生日期，但卻不是用她的名字登記，父母一欄亦是兩個陌生的名字。自此她隱隱明白自己並非陸女士所生，她的生父母另有其人。由於陸女士待她如親生女兒，丁蘭不想傷害與養母的感情，唯有將這秘密藏在心底，只把生父母的名字偷偷紀錄下來。

直到2005年陸女士去世後，丁蘭才將心底的秘密及對生父母的思念告訴家人。但除了生父母的名字，丁蘭對他們的資料所知不多，因此感到尋找無門。經丈夫的鼓勵，於2013年7月聯絡紅十字會。丁蘭坦言決定尋人需要很大的勇氣，內心亦有掙扎，因尋人的目的是想知道親人生活得好，能與他們重聚，若結果與期望不符，不知自己能否面對。幸得丈夫開解說：「人生在世數十年，若不去找他們，可能是一個遺憾，結果是憂是喜也應一試。」

中秋將至，正是人月兩團圓的好時節。抱著一試的心情，丁蘭在紅十字會尋人服務職員的安排下，接受多間報館的訪問，說出自己的尋人故事。意想不到的是，報道刊出當日，生母吳意的媳婦即從報道中看到丁蘭的照片及故事。，後再聯絡紅十字會表示吳意及家人均願意與丁蘭相見。

收到這奇蹟般的喜訊，丁蘭心情激動。在丈夫的陪同下，於中秋前夕與生母、姐姐、弟弟和弟婦重聚，眾人相認時均喜極而泣。丁蘭圓了她的尋親夢，而黃母能與分隔五十多年的女兒重逢，亦感此生無憾了。

很多時，焦點放在尋父母的兒女身上。父母何嘗不是尋找兒女呢？只是因內疚和失語，父母相對地被動。不肯定約基別和摩西是否像吳意和丁蘭的幸運可團眾，但願尋找兒女和父母的都可以團聚。又縱使這刻終不會發生，上主的愛終會以不同方式將他們團聚。

 摩西第二個母親是他的養母。按聖經記載，她可憐被遺棄摩西，並說，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法老女兒應該知道法老王的規定，也知道收養這孩子可能會帶來給她的麻煩，但基於憐愛，她選擇收養留這嬰兒，視她為兒子，培養他（徒七20-22）。聖經對法老女兒的描述並不太多，但猶太教的米德拉什（Midrash）（對希伯來聖經註釋）對法老的女兒有這樣描述。它稱法老女兒是耶（Yah）的女兒（上主的女兒），因為她的憐憫。不但如此，她是唯一沒有受十災影響的女性。這些傳說是否真實？我們不肯定，但肯定的，猶太人多謝法老的女兒。沒有她的愛與勇氣，就沒有摩西了。這使我想跟你們分享另一故事。

的確一個非常漫長的等待過程。終於得到上天眷顧，在2014年7月10日中午，我們終於收到了「香港保良局」陳姑娘梢來喜訊。陳姑娘和社署劉先生很快的替我們與「母親的抉擇」安排時間見面。7月16日下午4時我們第一次和寶寶見面，地點在「母親的抉擇 – 幼兒之家」。手續辦完後，「幼兒之家」的負責人把一個四個月大的寶寶交到我們手中。非常奇妙，這個孩子對我們一點都不陌生。我們之間的血緣就從這一瞬間混合了，「愛」也由此產生了。

7月28日我們正式把寶寶接回家，那種愉快、幸福的感覺，難以言表。這活潑的寶寶很快的適應了我們的家。Hayley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完整。

或許有一天，當Hayley長大了，開始知道事情的發生時，她也許會想要尋根。作為父母，我們有義務幫助Hayley，了解她的歷史。我們會一直守護她，希望她以正面看待自己以往的故事，活出一個快樂和精彩的人生。與之同時，希望我們彼此永遠記得互相之間的那份超越血緣的「愛」。

 養母不是要取代生母，但養母對孩子成長有其重要角色，而這是生母可能扮演不到。

 摩西有兩個母親，生母和養母。她們是摩西生存和成為人不可缺的人。摩西被迫要與生母分離，但養母填補了一個身份，而養母身份不是多餘的。然而，我們對養母的理解可以擴充至任何非生母，但扮演母養（mothering) 的角色．事實上，在我們成長中，我們有很多養母呢！母養（mothering）是一個動詞多於名詞時，而女性被呼召擔起母養。為著你們，我們慶祝和感恩，並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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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2日 星期二

放棄或參與－論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


自第一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立後，基督教就是這委員會之成員。自此，基督教對其在這委員會的角色都有持續討論。簡單來說，即放棄或參與基督教界別議席之討論。經歷過四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和雨傘運動後，基督教可以從中整理了甚麼經驗，讓我們思考第五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呢？早於2014年10月30日，152名基督徒已呼籲「宗教界應主動提出放棄選委會或提委會中的宗教界議席，積極爭取人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以實踐宗教對人性尊嚴的信念。」[1] （當中有盧龍光牧師、袁天佑牧師。）若支持放棄或參與基督教界別議席者都是反對小圈子選舉，彼此間的不同可能是路線之爭。那麼，讓我們開始推動基督教教內對這議題的討論，藉辦商討日，促進成熟討論，甚至考慮以「公投」方式表達基督教聲音。

神學與政治
我不贊同，也不接受基督教參與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的安排，原因有三。第一，這是政府干預教會的行動，而教會的配合就是容許和接受政府對教會的干預。簡單來說，如何產生基督教界別10名選委出來？這不純是技術課題，更是神學課題。神學課題一，如何界定誰有資格被選和選舉？若基督徒身份是唯一資格，跟隨問題是：如何界定基督徒身份？以往數屆基督教界別選舉的做法是以受洗加入教會或教會會員來界定。但這界定合乎神學嗎？保羅說，「你若口裡宣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信就可以稱義，口裡宣認就可以得救。」（羅十9-10）現時小學派位有計算家長的宗信仰作為其子女申請入讀有相關宗教背景學校的因素之一，以致有人以受洗加入教會來換取其基督教信仰的證明。這是學校的做法，但這不是基督教對基督徒身份的界定。為何基督教要配合政府選舉需求而作出一個我們有保留的基督徒界定呢？神學課題二，如何定義基督教？那些組織和群體屬於基督教？這由誰來界定？例如，基督教機構是基督教嗎？為何它不是基督教？為何只有教會才算是基督教？又若基督教以潘霍華（D. Bonhoeffer）說的非宗教基督教出現，現時基督教界別選舉對基督教的界定是非常狹隘和排他的。事實上，基督教在政府對基督教界別的安排下已接受被政府干預基督教了。2011年基督教界別選舉成功當選者之一陸幸泉牧師（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但後被政府查出他並非登記選民，因此喪失委員資格。不評論陸幸泉牧師個人參與教內選舉因由，但政府的行動反映政府干預從基督教選舉出來的代表。

實踐與理論
第二，基督教界別選舉沒有辦好的可能。所謂好，就是公平、公正和公開。若不需要考慮好的話，基督教可以用委任方式，派10名代表。事實上，宗教界別的選舉條例是容許這樣的。然而，委任從不是執行教內選舉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之做法。在以往四屆教內選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分別以教內選舉和抽籤（第二屆）方式選出名單。除了抽籤方式是相對地較公平外（這仍未能回答以上的神學課題），其餘三屆教內選舉的做法是差強人意。若好的選舉牽涉選舉制度的公平性、執行的公正性和安排的需要性時，問題一：為何宗教界別只有六個宗教而不是所有宗教？選舉成為這六個宗教的特權。特權容易製造利益輸送多於締造社會和諧。雖然沒有証據証明選舉委員會身份帶來利益輸送，但特權已為此提供溫床。問題二：若要有一個認真的教內選舉，基督教需要製定全面的選民冊、嚴謹的選舉規則和監察制度等等。這不只關乎意志課題，更是經濟課題。教會是否值得從信徒奉獻中撥出數千萬元做好教內選舉？我對此並不樂觀。從以往數屆教內選舉，基督教協進會辦不到一個公正的選舉。監察員之一胡志偉牧師表達，

整場選舉遊戲是候選人提名參選後，便動員與其友好關係的堂會，登記為堂會票站。與候選人友好的堂會，越多登記為票站，便越有機會取得高票當選。

大部分選民於其堂會根本不能取得所有參選人的競選宣傳，基督徒選民要清楚了解參選人的政綱或將來投票的意向，簡直是不可能，於是選民投票予誰，就看參選人的知名度。[2]

問題三：教會需要回答為何要接受政府的安排？表面看來，教會沒有被排斥在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一事是政府對基督會的尊重（按梁振英說，宗教對經濟沒有貢獻也可以參與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3]，但這是中央政府慣用的政治吸納和統戰技倆多於對宗教的尊重。對近年積極支持公共神學的主內，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教會的聲音終於在公共了。問題是，經歷數屆之後，差不多所有教內選委從不公開向教會交代其明確投票予哪位特首選舉的參選人。這何來有公共之意。

現實與理想
第三，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完美世界，也沒有可能令世界完美。所以，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提出的基督教現實主義。重點是如何限制罪惡，避免它擴散，甚至用以惡制惡的方法也可接受，但與此同時，現實地建立上國的公義。在罪實下，公義不是絕對，而是兩惡擇其輕的結果。尼布爾批評理想主義，不但因為它忽略罪惡的破懷性，更因為理想容易成為罪惡的溫床。共產主義就是一例。用尼布爾看法，接受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是以其矛攻其盾。選舉委員會是小圈子選舉、不公義，但在兩惡擇其輕原則下，參與小圈子選舉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是我們可以做到對政府的監察。問題一：若保留基督教界別10席是基督教現實主義的考慮，我們是否也應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八三一方案？按甚麼準則來決定對某一事件的取態？基督教現實主義的基督教在甚麼地方？問題二：基督教現實主義之所謂現實，因為它有可達成的目的、具體計劃、安排和評估。那麼，支持參與基督教界別選委的基督教現實主義者需要解答如何爭取10票。若按以往教內選舉方法，支持者如何完善教內選舉制度？又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選擇用委任制，支持者如何跟他們討價還價？此外，支持與基督教界別選委的基督教現實主義者需要解答基督教10席（假設他們可以獲得全數10席）如何可以影響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不具體回答這些問題的支持參選者只是假裝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其真面貌是理想主義。相反，按基督教現實主義邏輯，建議棄席者才是真．基督教現實主義者呢！

有人批評建議棄席者是「堅離地」，但對神學課題不考慮、對政治現實不認識和滿足於韋伯（Max Weber）所講「沒有結果的亢奮」的所謂基督教現實主義者可能是真．「堅離地」。

教會成為教會
不參與基督教界別委員，並要求基督教放棄10席，因為這是政治干預基督教。再者，提出基督教放棄10席的要求，不是理想主義作祟，而是很現實的考慮，不但因為基督教沒有可能做好這個選舉，更因為這種安排是小圈子選舉和增加這小圈子選舉的認受性。至於基督教的姊妹天主教，他們不贊同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安排，但選擇「被動配合」。以最近一次做法為例，天主教只負責核實其信徒身份，將報名者名單轉交宗教界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如報名人士的數目超過分配數目，則該選舉主任將抽籤決定那些人士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有別於基督教，天主教有較整全的信徒名單。雖然天主教將選舉責任交回給政府，但天主教卻「主動」將名單交給政府。

基本上，提出放棄基督教界別10席是一個信仰決定，但這信仰決定有其社會意含。就著社會意含，這是一場不合作運動，拒絕為小圈子政權提供合法性。這不但即時令政府尷尬（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變為1190人），更是社會見證，即藉主動放棄宗教特權，積極爭取人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以實踐宗教對人性尊嚴的信念。或許，基督教放棄10席不是一件容易決定的事，但我希望其主要掙扎理由不是不想破壞與政府的關係，而是對尋求公義社會方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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