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是一種道德關係還是無政府狀態？前者指國家從相處中學習和建立共存之道，後者指沒有組織可以對任何國家有執行裁決權的狀況。有人認為前者是理想、後者是現實。理想與現實可以互動地和有建設性地建立國際關係？當下俄羅斯以軍事入侵烏克蘭正是對國際關係其中一個重要考驗。作為可見基督身體的教會在國際關係有甚麼角色？
現實政治
現實政治認為國際關係本身是競爭的和衝突的。即基本上，國家關注其自身安全為主，並以其利益為優先，爭取權力。現實政治不相信國家之間可以有道德規範，不必然因為他們不追求道德，而是因為現實世界著重政治利益。現實政治關注「這是如此」（what it is），不是「這應當如此」（what it ought to be），並認為他們兩者之間無法建立有意義關係。因此，審慎和自身利益是現實政治的邏輯，不是道德價值。[1]
現實政治持這樣的信念，因為它認為人本身是自我的和自利的。因此，不論因生存、安全、榮譽或控制慾，相處本身就是一場權力鬥爭。這種由對人的理解伸延到國際關係時，有別於個人在國家主權下仍受監管，國際關係下的國家之間卻沒有有權力的仲裁者。那麼，每一個國家要為自己生存和安全負責任，不要期待其他國家會善待自己或有權力的救贖者出現。越有權力就越有條件生存和自衛。一方面，國家透過加強自我防衛權力維護自身安全，例如，軍備、結盟、經濟力量。但這不排除有國家會主動削弱它認為有威脅性的國家。另一方面，國家可以透過侵略其他國家達到權力增強。這與自身安全沒有關係，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就是例子。然而，現實主義不必然全面擁抱暴力。行使暴力的國家不排除認為行使暴力是邪惡，但卻認為這是必須的邪惡。因審慎、利益和權力是現實政治的邏輯，所以，在某些情況下，行使暴力的國家會評估當下形勢而作出某程度的讓步或妥協。讓步或妥協不是因為道德價值的考量，而是因為這是對它最大安全和利益的考慮。總的來說，現實政治不相信道德價值可以為國際關係提供共融生存條件。它對國家之間的信任、合作、彼此倚靠和公義等持悲觀態度。現實政治的悲觀不是無道理的，因為當下很多國際關係的合作多反映權力關係。例如，某些國際標準和法律可能只是按某些國家利益制定多於普世利益、某些國家認為的和平與公義可能只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多於追求普世和平與公義。
按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從現實政治得出一些重要觀察。第一，現實政治指出人的罪，並由人的罪促成社會的罪。人的罪使我們不要對人過份樂觀，但這不等於我們就要接受人的罪的不可改變。在認識人的罪時，我們不應忽視人「剩餘」的美善和上主在世界的更新工作，並由此帶來對美善的想像和踐行。第二，現實政治指出我們的決定要考慮政治結果，決定要有策略，不純粹是原則的應用。但單以狹義國家安全作為現實政治的主要考慮反而可能不夠審慎。相反，審慎使國家不輕易發動戰爭，因為被視為敵人的安全可能是最有利自己的安全。第三，現實政治指當下被認為普世價值只是掩飾某些國家的霸道。這可能是事實，但這不等於就要放棄對國家之間可以追求和建立的信任、合作、彼此倚靠和公義等。第四，國際關係不只屬於國家關係，更有不同持份者。後者對國際關係有一定影響力，其中是全球公民社會運動，教會是成員之一。那麼，在討論國家在國際關係的角色之餘，不要忽視全球公民社會運動的力量。
俄羅斯、烏克蘭與國際關係
按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不同場合所說，俄羅斯攻擊烏克蘭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北約的擴張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所以，攻擊烏克蘭是俄羅斯的自我防衛，與侵略無關。第二，俄羅斯要維護神聖俄羅斯（Holy Rus）的合一。2014年5月，普京提出的「新俄羅斯」（Novorossiya），其中包括三份一烏克蘭領土。[2] 攻擊烏克蘭是必須，因為現時烏克蘭政權是分離主義者。這是一場內戰多於對另一主權國家侵略，所以，有其他國家干預就是攻擊俄羅斯。第三，俄羅斯要保護現仍在烏克蘭境內說俄羅斯語和認同俄羅斯的人們（尤其指到盧甘斯克（Luhansk）和頓涅茨克（Donetsk）），因為他們受到烏克蘭納粹主義式的針對。基於以上理由，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是自衛的、拯救的、國內事件的，甚至節制的。若俄羅斯提出的理由是合理和真實，為何俄羅斯不透過國際社會解決它所說的威脅和納粹主義行為？第一，國際社會是不守承諾。例如，普京指控北約曾承諾不向東擴散，但自1997年，就有14個中歐和東歐國家加入。然而，有文件指出北約與前蘇聯或後來俄羅斯從沒有這協議。[3] 第二，俄羅斯不相信國際社會的公信力，因為它已受歐美等國支配，不會有客觀和公道的判決。第三，烏克蘭已成為歐美等國家的工具，直接威脅俄羅斯。所以，偏幫歐美等國際社會不會就烏克蘭事件有公平判決。俄羅斯要為自身安全負責任，不可寄望其他國家協助。若審慎和政治結果是現實政治的重要考慮，俄羅斯以軍事行動攻擊烏克蘭不是衝動的，它已計算可取勝的可能和代價。
就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於3月2日，聯合國大會議決：確認烏克蘭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並要求俄羅斯無條件從烏克蘭領土撤軍。4月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取消俄羅斯在人權議會的議席。這些議決為烏克蘭帶來鼓舞，但這一切行動並沒有成功阻止俄羅斯侵略行為。俄羅斯繼續轟炸烏克蘭，傷害平民。這似乎說明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俄羅斯可以不理會聯合國議決。反而俄羅斯以核武威脅國際社會，令國際社會不敢輕舉妄動。至於歐盟、英美和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自2014年）也未能改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行動（雖然這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產生影響力）。[4] 在現實政治的審慎下，國際社會不輕易採取軍事力量協助烏克蘭，不同國家也要保護其自身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也為了自身利益，有國家表態或暗地支持俄羅斯。烏克蘭是在政治現實下的議價能力很低。
烏克蘭是否不懂現實政治，以致它過份理想處理國際關係？事實上，烏克蘭提出加入歐盟和北約是一個現實政治考慮。除了可以發展其經濟外，烏克蘭更想強化它的防衛力，抵抗俄羅斯對它虎視眈眈。尤其在2013-14年尊嚴革命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並鼓勵位於頓巴斯（Donbas）兩個州的分離主義者在未經烏克蘭政府同意的情況下，自行組織全民公投，烏克蘭已注意到其軍事的脆弱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有這樣建議（2014年3月15日），「人們過度地將烏克蘭問題當成一種攤牌，要加入東方還是西方，但是烏克蘭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不應該成為一方反對另一方的前哨，而是要成為連結兩方的橋樑。」[5] 烏克蘭對現實政治的不認識是否導致它有錯誤判決？基辛格所著重的是維持由權力製造的現狀（status
quo），即烏克蘭從屬於俄羅斯，烏克蘭的安全可由俄羅斯決定。但以尊嚴革命命名的2013-14年政治運動使烏克蘭人體會生存關乎尊嚴，沒有尊嚴的生存就沒有意義的生存。那麼，重點不是烏克蘭天真和對現實政治不認識，反而在俄羅斯的暴力和野蠻下，現實政治從來是對弱者的欺壓。
當我們以為生活世界是由現實政治主導時，我們卻見證世界不同國家的人們支援烏克蘭。例如，歐洲國家開放邊界，接待逃亡戰火的烏克蘭人（執筆之際已有530萬人逃亡）。世界各地為烏克蘭捐款和提供物資、教堂響鐘為烏克蘭禱告、有國家為烏克蘭提供防衛武器，甚至有不同國民加入烏克蘭防衛軍。俄羅斯及其支持者認為這些行為（尤其提供武器）只會延長戰爭，令烏克蘭不認識現實政治。有認為這些行為是這些國家為他們多年利用烏克蘭的贖罪劵。若要為烏克蘭好，他們認為不要利用烏克蘭對抗俄羅斯。這些論點是否成立？我的關注是，持這論點者竟選擇不看俄羅斯炮火對人們的傷害，甚至認為這些傷害是咎由自取。人們的傷害沒有使他們站出來阻止和譴責行凶者，他們成為行凶者的幫凶。烏克蘭的遭遇不只是對烏克蘭人的考驗，更是對普世人性的考驗。即與受苦者一起還是漠不關心、幸災樂禍？耶穌講的撒馬利亞人故事（路十25-37）是對現實政治的回應—「我是誰的鄰舍」。
神學政治
神學政治對政治有三個關注。第一，現實政治關注「這是如此」（what it is），不是「這應當如此」（what it ought to be）；神學政治也關注「這是如此」（what it is），不是「如何有效運作」（how it works）。現實政治的「這是如此」只有順著當下如此的意思，沒有要改變甚麼，神學政治的「這是如此」指回復生命的實然，不要讓人性墮落。神學政治沒有否定政治生活有其現實性，但現實不等於要與道德分開，因為沒有道德指引的政治生活可以是暴力和操控。神學政治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是反思政治生活當如何可以更促進眾生美好生活。第二，不論政治世界如何世俗化，政權都有其政治神學，即填補神聖的空缺，建立其政權的神聖性。神學政治是對政治神學作出基本的批判，揭露它的偶像性。第三，神學政治以具體的另類政治實體呈現（例如，教會），豐富我們對政治生活的想像。現實政治的不足不是它不夠現實，而是不夠想像。以下，我嘗試整理出兩種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神學政治回應。
第一種回應是認為這次戰爭是主再來的預兆，目的叫人們悔改，相信上主。例如，有人用司可福串註聖經（Scotfield），認為但以理書第10至12章所講的北方王與南方王的衝突導致世界末期的北方王是今日的俄羅斯。此外，有人認為以西結書第三十八章講及的瑪各地就是今日的俄羅斯，也代表世界終末之戰。查實，類似這種預兆周不時都會在教會出現，例如，視1991年的海灣戰爭為哈米吉多頓最後戰爭（啟十六16）。另外最常用聖經是耶穌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太廿四7-8）我對於這些預言沒有太多關注，反而有興趣了解推銷這些預言背後的政治意識。說回來，聖經預言是對那時代說的，讓人相信上主是歷史的主，從而對上主有盼望。重點從來不是預測的應驗性和準確性，所以，早期教會要加入耶穌這句話，「因為這些事（指打仗）必須發生，但這還不是終結。」（太廿四6）戰爭不是要求基督徒尋找聖經中的應驗，而是要求基督徒照顧在戰爭中的受害者，「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浪在外，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裏，你們來看我」（太廿五35-36），並且阻止暴力者繼續施暴和締造和平秩序。「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五9）這一切不需要預兆。
第二種回應是與受害者團結。基督在受害者其中，即基督是遭強暴的、被殺的、流離失所的、雙手被綁的和被槍殺的。同樣，受害者也參與基督的苦難。受害使我們團結，皆因我們都在不公義和暴力之下。教宗方濟以「流血的合一」（ecumenism of blood）描述為主殉道使我們合一，而我會更進一步伸延這概念到一切無辜的流血者。無辜者的流血使上主與我們合一和團結，這是亞伯故事重要的信息（創四1-16）。捷克哲學家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提出「受動搖者的團結」（solidarity of the shaken）。[6] 他指出這份動搖是從在戰爭前線的經驗而來。它是震撼的，因為它使人們重新認識生與死和思考歷史的意義。這份動搖讓人們要從舊有思維釋放出來，因為舊有思維不再可以解釋當下，但同時，它打開人們新視野和新可能，呼喚人們一起作決定和領導歷史，就是「有責任地生活、活出一個歷史生命，並願意擁抱在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的張力。」[7] 教會的出現正是帕托什卡所描述的「受動搖者的團結」。第一，教會是因耶穌基督的受苦、死亡和復活而誕生。教會繼續在那些在生與死掙扎中的受害者中誕生。遠離受害者的教會是已死的教會。第二，因耶穌基督的復活，教會所受的動搖不會令它絕望，反而它有願景和勇氣活出一個新可能，即真理（約十四6）與愛（約壹四8）。真理與愛是教會向世界（政權）的見證，也以此對抗現實政治不講真理與愛。第三，教會是一個終末群體。它沒有離開歷史，卻以盼望和忍耐在當下歷史生活，與受害者團結，與追求美善者團結，締造和平。
或許，有批評者認為「流血的合一」和「受動搖者的團結」只是理念，沒有實際行動，也沒有能力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同樣，現實政治又何嘗有能力阻止俄羅斯呢！重點是「流血的合一」和「受動搖者的團結」成為我們的價值和信念，指引我們締造和平的行動。那麼，「流血的合一」和「受動搖者的團結」如何指引我們祈禱、如何引導我們伸手援助、如何引導我們倡議和談判、如何引導我們保護人們免受暴力。這是教會要思考和要行動的。這不保證最後會有和平結果，但肯定的，受害者不會被遺棄和遺忘。就這樣，我計劃到羅馬尼亞認識參與伸手援助行動的當地教會。
[1]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2.
[2]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4/05/putins-greater-novorossiya-the-dismemberment-of-ukraine/ （瀏覽日期：4月29 日）
[3]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nato-s-eastward-expansion-is-vladimir-putin-right-a-bf318d2c-7aeb-4b59-8d5f-1d8c94e1964d （瀏覽日期：4月29 日）
[4]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869 （瀏覽日期：4月29 日）
[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20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瀏覽日期：4月29日）
[6] J. Patočka, Here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IL: Open Court, 1996), 134.
[7] 同上，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