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與策略
在英國期間，與一位研究社會政策的香港人背景教授討論有關「佔領中環」一事。簡單來說，他的態度是支持民主和普選，但不支持「佔領中環」，因為他不認為這行動會成功。他說，「當你認識中國共產黨歷史時，你就不會天真地以為與中國共產黨對抗就可以爭取你認為合理的事。」事實上，縱使戴耀延等人否定以對抗中央政府心態來推動「佔領中環」，但親中報紙和團體已以對抗中央政府來判斷這事。
「佔領中環」的構思源自對民主價值和民生關注而來，所以，「佔領中環」不純是一種策略，但不排除有一定策略成份。這解釋戴耀延等人隨著政治和社會形勢變化而對「佔領中環」作出改變和調整。然而，經過戴耀延等人在這多個月來，努力講解和宣傳，再配合傳媒和不同人士參與的討論，「佔領中環」已逐步遠離其策略色彩，而漸漸成為一個對民主和公義價值的符號。例如，有人看「佔領中環」是一個道德課題多於一個策略課題，戴耀延本人以良知和道德感召來描述他推動的「佔領中環」。當「佔領中環」是一個符號多於策略時，我在英國的朋友之提問已不是問題了，因為成敗已不是唯一考慮，也不存在「不試過，又點知結果」的思維。
另一邊廂，親中團體和個人也努力賦予「佔領中環」另一符號，即「革命」和「顛覆」行為，以致產生恐懼政治的效果。這就像「六四」符號一樣。「佔領中環」的符號仍在建構中。為「佔領中環」建立論述是必須的，但論述建立不只靠理性講解和感人演說，也不只靠數位代言人，更要透過具體行動將論述形象化，使它有肉有血，使它成為故事而不是理念。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留意符號可能帶來的標籤性，即不參與和支持「佔領中環」的就被標籤為沒有良知或參與和支持的就被視為良知的表達。因此，在邁向成為符號之餘，「佔領中環」仍要保持某程度的策略元素，容納更大空間。
組織性與突發性
當旅遊書「Lonely
Planet」將香港的遊行抗議活動列為香港旅遊地標之一時，我們好奇地問：為何遊行抗議活動會被視為旅遊地標？我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一）香港遊行抗議活動的和平性，所以，遊客穿梭人群中也不會受到傷害；（二）在同一個遊行抗議活動中的多樣性，所以，這是捕捉影像的好時機。那麼，「佔領中環」將會是香港旅遊一大盛事。然而，相對於其他遊行抗議活動，「佔領中環」將更有組織性，訴求單一和專一。
第一，強調組織性的「佔領中環」運動是要向中央表達一種對話的態度，因為「佔領中環」是逐步升級，而非一開始就是最高級別。所以，若中央政府隨時表達願意商討，「佔領中環」的行動就會停下來。對中央政府來說，這是一種威脅多於對話的邀請，但問題是，香港人已強暴地被剝奪我們的權利，並由此製造一個又一個無能政府。所以，「佔領中環」不存在甚麼威脅，反而只是一個很自制和很君子的行動。
第二，強調組織性的「佔領中環」運動是要轉化一種只片性刻的遊行抗議活動，而嘗試建立一種持續的參與式公民運動。它的特徵：（一）參與者不是旁觀者，而是有份參與討論和決策；（二）參與者不只在這政治事件上才出現，更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其參與所代表的理性、對話和關心；（三）參與者願意為其參與承擔可能的代價。要達成這目標，運動的透明性、公開性和問責性是基本的。
第三，強調組織性的「佔領中環」運動不是組織性地建立權力，為日後獲取政治權力舖路，反而組織性避免運動走樣。在一次訪問中，戴耀廷說，「唔想運動走得太快，最驚快到自己跟唔到。」
當「佔領中環」運動越走向組織性時，它就同時可能變得越控制性。例如，它對參加者的要求可能已是一種排斥、
它對可能的突發事件缺乏彈性處理，甚至因要配合組織性反成為拖延運動的步伐。更重要，社會運動的突發性可能比組織性更有呼召力。例如，常引用美國Rosa Parks的坐巴士行動而進一步推動的黑人民權運動並不是有組織性的。因此，「佔領中環」的成功跟天時、地利和人和是非不開，而這一切又絕非可以組織和預計。
覺醒與裝睡
很多人評論2012年是香港的覺醒年。當人覺睡後，人就不可能再被蒙蔽了。若真有睡著的，他們只可能是裝睡。事實上，今年三月底開始的碼頭工人工潮就是一種覺醒，即碼頭工人不再接受不合理待遇，反拿出勇氣與權力對峙。又當他們獲得很多市民支持時，社會也覺醒了，因為碼頭工人工潮不再是一件孤立事件。沿覺醒之路，我認為「佔領中環」的行動是一種覺醒的延續。
第一，我們不再相信賢人和運氣可以打救香港，反而深深體會一個扭曲的制度只會讓更多沒有能力者擔上某些重要政府決策職位，攪壞香港。覺醒就是相信香港要有一個民主制度，我們的社會才可撥亂反正。不是因為民主拯救我們，而是因為民主讓拯救更有可能發生。
第二，我們不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對普選的承諾，更意識我們要以行動為自己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醒覺就是承認香港是我們的家。一方面，我們不願意被擺佈；另一方面，我們要為這地方尋求更美好的將來。香港不是屬於某一小撮人，而是屬於住在這地和在這地努力生活的香港人。
第三，反國民教育一事讓我們覺醒到我們要對下一代負責任。很多我認識的退休人士向我表明他們願意參與「佔領中環」，因為他們要為下一代負責任。很多我認識的老師也向我表達計劃參與「佔領中環」，因為他們要為他們培育的學生負責任。為下一代負責任就是為下一代塑造一個公義和平等環境。
以上不同層面的覺醒是對存在的覺醒，即我們不再裝睡、不自我欺騙、不假手於人、不聽天由命、不相信我們不可以等態度去面對和改變現實。覺睡是一種心靈的釋放，因此，覺醒離不開個人與社會同時轉化。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說，
一個革命沒有產生一個新空間就是沒有實現它全部潛能，或可以這樣說，它失敗了，因為它沒有改變生命，只改變意識形態的結構、制度或政治組織。一個真正有革命性的社會轉化一定會在人的日常生活、言語和空間中展出其創意性影響力。
說回來，沒有，「佔領中環」一事，也會有其他行動，因為我們已覺睡了。
真誠與虛假的政治
「佔領中環」肯定是一件政治事件，但發起人嘗試以最沒有權術的動機和方法推動它。例如，發起人公開其部署，也為捐款設上限。「佔領中環」真能做到一個有真誠和廉潔的社會運動嗎？我相信這不只關乎發起人的品格，更關乎一萬參與者的真誠。
另一邊廂，政府用甚麼政治權術來對待「佔領中環」？執筆之際，警方拘捕「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陳玉峰，檢控她兩年前因參與一次示威運動的違法。但事實是當時參與示威人士早已被捕，法官在結案時亦表示示威者對秩序沒造成重大破壞，罰款了事。既然案情並不嚴重，為何警方要在這時候檢控？警方解釋這只是按程序做事，沒有甚麼陰謀。若是如此，警方就欠缺政治智慧了。問題是：政治智慧是警方基本要有的素質。這從警方對遊行申請和如何保護國家領導人訪港一事已反映出來。那麼，警方在這刻對陳玉峰的檢控就不可能是政治白痴，反而是很有政治智慧的決定。這裡所謂的政治智慧包括：第一，製造白色恐怖，恐嚇其他參與者，使他們對參與佔領中環一事產生顧慮。白色恐怖之可以出現，因為警方知道香港人多是守秩序的人，並怕麻煩。雖然警方檢控不一定會成功，但長時間對可能被檢控人士的騷擾已令他們產有很大的心理壓力了。第二，檢控是一場政治「騷」，不是給香港人看，而是給北京和在香港親北京人士看。目的是要表達香港政府已著手打擊佔領中環的發展。所以，北京要對梁振英政府有信心，相信梁振英會處理得好這事，甚至賦予他有額外資源進行商討。這對一個弱勢政府尤其重要。
除這兩個可能動機外，應還有其他可能性。然而，「參與佔領」中環者不須太理會這些政治動機，因為當太理會這一切動機時，「佔領中環」者可能會失去起初的真誠和廉潔，而變得處處計算。
公民抗命的德性
明顯地，「佔領中環」的策劃者將這場運動與公民抗命拉上分不割的關係是要向參與者作出一個交代，即參與者要有心理預備為這行動付出代價。另一方面，強調公民抗命是要向公共表達政府就有關政制的設計和安排是不公義。當建制派批評佔「領中環」將會對社會生活帶來負面影響，並攻擊參與者自私時，我嘗試為「佔領中環」參與者提供一個德性倫理的思考。
「佔領中環」的參與者不是因一時衝動，而是因一份對公義的渴求，並願意為公義負上代價。這裡所指的公義不純是爭取程序上公義，更是因看見貧窮人得不到當得的照顧、青年人得不到當得的發揮、政府如何浪費資源等。「佔領中環」參與者不一定是受害者之一，但願意站出來為生活在這地的人尋求更大公義。
「佔領中環」的參與者對政治並不天真，而是縱使在最無助和最無能下，仍保持盼望。盼望不是製造平靜，而是不平靜；不是忍耐，而是不忍耐。盼望沒有靜止那不靜的心，反而它正是那不靜的心。盼望燃點我們對當下現實的反抗意志，因為盼望帶來想像。布諾（Ernst Bloch）說，「缺乏夢想帶來嚴重傷害，因為它使我們習慣了被剝削。」惟有能想像那與當下生活世界的不同，我們才會有決心和能力拒絕接受當下的現實。
「佔領中環」的參與者沒有自稱對真理的擁有，而是以聆聽、表達和討論等彼此學習和尋找可行方案。這是對話精神，沒有一言堂。這是過程，沒有預定答案。這是邀請，沒有排斥。
說回來，是否「佔領中環」的參與者就擁有這些德性？我認為德性只有在實踐過程中體驗和培養出來。所以，參與者沒有因其參與就自然站在道德高地，而是他們學習做一個有德性的人。例如，參與者選擇以非暴力回應可能的暴力。非暴力不是一種策略，而是生命素質。只有是生命質素，非暴力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若從這德性角度來看，是否須要為公民抗命提供合理性和道德性這問題已不是問題了。
神學回應（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