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明日不少報導會問，「兒女會如何為其母親慶祝母親節？」然而，我更關注另一個問題，「母親們如何慶祝母親節？母親節要慶祝甚麼？」這是我今日要分享的課題。
首先，我們要認識當下。這是一個「被拋性」（thrownness）的人生狀態，指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被動性。例如，我們無從選擇自身的出身條件，包括父母、家庭背景、國家、經濟環境、時代，以至與生俱來的特質。這一切皆非由我們決定。究竟是誰將我們拋於此？我們被拋入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是否只是任由擺布？儘管「被拋性」揭示了人的被動性，但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並非在虛無之處（nowhere），而是始終於在某處（somewhere）。正因如此，我們要認識這某處，並在這此時此地（here and now），體現作為父母的我們。 （對「被拋性」的感覺，但在某處的意思要向我們說甚麼。）
某處是異域
「被拋性」的場景總是在某處，而這個某處有時呈現為一種異域，一個我們既陌生又不習慣的空間。我並不認為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將我們帶入異域；毋寧說，我們是共同被拋到這樣的異域之中。異域並非一種自然生成，它反而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場域，建立所謂正常與不正常。查實，正常與不正常並不必然關乎好與壞、優與劣，而更像是一種在日常中經驗到的不日常。例如，海洋公園的水族館與海洋館便可視為一種異域：不同魚類與海洋生物被置放於同一空間中共存，營造出一種既真實又帶有不現實感的經驗。我們不會每日去海洋公園，卻不會排斥它。這種帶有不同卻不排斥的態度，同樣存在於社會對神經多樣性兒童的安排之中。社會有為神經多樣性兒童而設的學校、提供社會支援與工作機會等。這是一種「不帶污名的異域」，它與所謂的「正常」並置存在。
然而，異域始終無法迴避其背後的權力運作：究竟由誰來界定何謂「正常」與「不正常」？這樣的界定是為誰服務？而被歸類為「不正常」的人，又如何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被定位與對待？對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及其家庭而言，關鍵問題在於：他們所經驗到的，是自身的獨特性，還是因這份獨特性而體驗遭被拋性？事實上，獨特性與不正常之間的差異，並不單純取決於當事人的情緒和行為表現，而更在於他們是否能如其他人一樣，在學校、餐廳、購物、交通與居住等日常生活場景之中獲得尊重、接納與建立友誼的機會。進一步而言，「正常」往往意味著服膺於一套預設的「官方秩序」。例如，在工作場域中，效率、利潤和執行力被視為首要目標，因此，無法符合此一標準的求職者，往往不被接納；同樣地，在成長的規範中，自理能力、人際溝通能力以及控制情緒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發展指標，未能達標者便容易被歸類為「不正常」。從這個角度來看，異域的建構，正是為了維護既有秩序或正常不受挑戰的機制。在這樣的安排之下，被犧牲的，往往正是那些被標示為不正常的人。（你對異域的經驗是如何？正面還是負面。）
另類秩序
電影院可以被視為一種異域。在同一個銀幕上，遙遠的地理位置（如非洲的沙漠與巴黎的街道）、不同的時間點，甚至現實與幻想，都得以並置呈現。這些原本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同時存在於同一處的場景，在這個異域中被編織進一種非線性、跳躍性的秩序之中。相反地，倘若電影僅僅如生活世界般呈現線性敘事，沒有跳躍、沒有篩選，也缺乏音樂與鏡頭的調校，觀眾大概不會對其產生購票入場的興趣。正因如此，電影院作為異域，彰顯了一種不依循正常秩序運作的秩序。然而，我們不會說電影是一種不正常的秩序，反而它呈現一種另類秩序（alternative ordering）。這正是異域的特性：它無須維持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或既定秩序的再現，甚至能夠揭露所謂正常秩序中的荒謬與限制。不同的異域，亦各自蘊含不同形式的另類秩序。如此一來，我們或可進一步追問：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及其家庭是一種怎樣的另類秩序？
很多時候，父母對孩子照顧和期望是從其他有孩子的家庭學習而來。仍有一定數目父母會安排孩子同時就讀兩間幼稚園、為了理想校網而搬家、報讀各式各樣興趣班。然而，這一切被視為正常的安排卻不適用於我們的孩子（神經多樣性）。這並非因為我們的孩子不正常，而是因為所謂正常才是不正常。此外，中國人說，「養兒一百，長憂九十九。」對許多父母而言，為孩子憂心會隨著年月減少，因為孩子長大了，獨立了，有工作，甚至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這樣生命歷程，對於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來說，未必同樣可行。因此，若差異不關乎正常和不正常，我們就需要發掘、發展並建立屬於自己的另類秩序，而非以既有標準衡量自己與人生。
我的家庭並沒有神經多樣性的孩子，因此我無法完全體會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的處境和面對的掙扎。雖是如此，在自己的人生經驗中，我仍感受到另類秩序的重要。特別是在我選擇不按正常秩序生活或我被拋進一個沒有我的選擇，也不願意的生活場景。我曾被拋進入一個喪偶，帶著六歲和三歲女兒的全然陌生的生活場景。
第一，這另類秩序是透過初心建立。近年來，香港人對初心一詞並不陌生，但我在這裡所講的初心是指初學者之心 （beginner’s heart），不是人生信念。甚麼是初學者之心？就是以如初學者的態度去接觸事物，而非套用既有模式與理解。這不但因為每一人和每一事物在具體處境中都是新的，更因為只有如此，我們體會到作為初學者的被接觸（being approached）。像旅行時，若不完全按旅遊指南行程，隨意走，我們反而可能遇見未曾預期的人與物。對於照顧神經多樣性孩子的父母而言，這份初心並不陌生。一方面，我們只能抱著初心認識孩子，放下我們既有的期望與框架，與他們一起學習如何生活和成長；另一方面，正因為初心，我們得以看見過往被忽略的細節，甚至從中發現想不到的生命的驚訝。然而，任何視野都有其視域（horizon），即其內在限制，初心也如是。因此，我們之所以需要初心，並非因為它較為優勝，而是因為照顧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必需。培養初心是一種靈性培養，關乎解碼（de-coding）和調校（tuning），包括既有認知、既定計劃、社會眼光，甚至固有身份，從而與孩子的相遇走向「你—我」關係（I-Thou），非「我—它」關係（I-It）。
第二，這另類秩序是一種救贖性受苦。從餵養、照顧到教育，父母在某種意義上承擔了孩子生命中的救贖角色。我們知道，並非所有父母都能盡他們責任去照顧孩子，反而有些會對孩子造成傷害。我們也明白沒有父母是完美的，如何盡責的父母也可能犯錯和感到遺憾。所以，說父母具有救贖角色並不是要加重他們的責任；相反地，他們所見證是一種救贖性的受苦。自孩子出世起，父母已開始經歷睡眠不足；當孩子生病時，父母更承受焦慮與不安。對於擁有神經多樣性孩子的父母而言，這份救贖性受苦的經驗更為深刻與持久。救贖從來不是沒有痛苦，因為救贖就是預計承擔了別人的苦而令自己受苦了。又或為了成全他人的生命與可能，自己就放棄了某些原本屬於自己的人生。救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對方可以減少痛苦，甚至可以活得更自由，更自在和更有尊嚴。這樣的論述並不是要合理化照顧者的痛苦，而是對現實的描述。這是苦，也是救贖。這路不易，很艱難。我們是否也可以參與你的救贖性的受苦？不只是你們向孩子說，「我們有彼此」，我們也向你說，「我們有彼此。」靈性是體會，並在「我們有彼此」的救贖性的受苦。
第三，救贖性的受苦指出喜與悲、樂與苦是分不開。這是另類秩序的共存靈性。在長期照顧神經多樣性的孩子時，我們感到埋怨、忿怒、憂慮、羞辱、心痛、無力和疲倦。然而，生活壓力使這些情感無法通達，一直積壓感。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稍為適應了，眼淚減少了。然而，鬰結從未真正舒緩，只是潛伏於內；在不經意的時刻，隨時將我們籠罩其中。共存是與鬱結共存，接納生活是如此，並視鬱結是人生的一部份。即使如此，人生並不必然由鬱結主導。共存也是承認人生的多重面向：有鬱結，也有歡笑；有埋怨，也有感恩；有憂慮，也有平安；有疲倦，也有休息；感無力，也看見可能。這並不是半杯水的道理（看見半杯水的杯仍有水，不是仍未滿），而是承認悲喜、苦樂、失望與希望可以共存。如同奶茶與咖啡之外，可以有鴛鴦。鴛鴦未必人人喜愛，但依然可以入口，有不同味道。如何在鬱結之餘，仍能在生命中找到一點樂趣與盼望是靈性能力。日前探監，坐囚的朋友說他現在只有29-30吋腰圍，令我十分羨慕。他笑著說，「我跟懲教署人員講，我好擔心出獄之後，體重立即增加。我要好好珍惜坐監日子。」
以上的三種代替性秩序，即初心、救贖性的受苦與共存不是生活策略，而是一種靈性，關乎生活態度、生命承擔與生存智慧。靈性是生命培育，即成為一個靈性的人。（你對初心、救贖性的受苦與共存有甚麼體驗？你對另類秩序有甚麼補充？）
結果
近日，香港電影《我們不是甚麼》批判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排斥和冷漠。這可能也是我們一些神經多樣性孩子的家庭經驗。我以上對異域和另類秩序的關注正要提出：「甚麼不是我們」和「我們是甚麼」。正常不是定義我們；同樣，不正常也不能定義我們。我們承認我們是在「某處」（somewhere），即此時此地，不是「虛無之處」（nowhere）。我們一起冒險，為自己作為母親慶祝，也邀請你們一起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