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2日 星期六

弔詭即拒絕二元思考

弔詭不是矛盾和對立,因為矛盾和對立只容許你選擇其中一方,是一種二元思維。相反,弔詭是要指出只有藉著矛盾和對立,事物的本相才可呈現。然而,弔詭又不是視野的融合,因為張力是弔詭的特性。若以神學傳統為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聖餐、地上政府與靈性政府、福音與律法、罪人與稱義等理解充分反映信仰的弔詭性。例如,只注重地上政府與靈性政府的分別就不會恰當理解教會的公共角色。說回來,要對信仰弔詭性拿揑得準確從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沒有可能,因為準確本身就不明白甚麼是弔詭性。為了管治的方便,大部份教會比較難接受道德的弔詭性,因為習慣了秩序的人容不下弔詭。結果,教會過於天真地理解道德生活,並因而失去承托人生的複雜性,甚至淪為吃人禮教。事實上,二元論不是教會獨有的思維。我們的社會豈不也將理性與感性、科學與藝術、歷史與神話、客觀與主觀等等對立呢!

提到道德的弔詭性,我很快想到上主對人的道德生活有要求,甚至因人的道德生活不好,而對人作出不同程度的懲治。但與此同時,上主卻對人充滿恩典與憐憫,以致道德的失敗者從沒有被拒絕,反而被接納和寬恕。如何知道在甚麼情況下,上主的寬恕優先於上主的要求?為了易於管治,教會多傾向將人的悔改視為上主對罪人寬恕的基本因素。所以,沒有認罪悔改者就不可領聖餐,同性戀者(傳統教會將同性戀者視為罪人)不離開同性戀就不會被接納等實踐就出現了。然而,上主的恩典和憐憫從不帶有條件性,因為上主是恩典的上主和憐憫的上主。我們悔改是因被上主的恩典和憐憫所感化,而不是我們的悔改感化上主,使祂寬恕我們。恩典使我們走出由道德失敗帶來的罪疚和指責,但只有福音而沒有律法的信仰就是潘霍華(D.Bonhoeffer)要批評的廉價恩典。雖是如此,但律法沒有成全福音。此刻,道德以弔詭性將理性與感性,主觀與客觀結合。這使那些習慣秩序的人並不習慣。

某間教會認為離婚是罪,所以,它不接受離婚的會友在教會再舉行婚禮,而教牧同工也不會負責離婚會友再婚的婚禮。對於這間教會的立場,我們有很多疑問。例如,離婚是罪嗎?縱使是罪,離婚的罪比其他的罪更重嗎?再者,離婚的原因有千千萬萬個,所以,將離婚定為罪是太籠統,並不公平。令我佩服的,這間教會是「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它拒絕公開接納離婚者的再婚。另一方面,它又為離婚者找一所可以接納離婚者舉行婚禮的教堂,甚至代他們找一位合適的牧者負責他們的婚禮。或許,有人批評這教會很虛偽,但它的虛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弔詭性。它認為離婚是罪,但也深明上主的恩典,以致在福音與律法下,它作出這策略上的安排。坦白說,教會很難可以容納道德生活的弔詭性,不但因為它已習慣二元思維,更因為它恐怕被指控對罪的容忍。說回來,這是一種神聖與凡俗對立的二元思潮。

教會以為凡俗會威脅神聖,以致教會用絕對去詮釋神聖,但忘記了,神聖製造凡俗和凡俗也製造神聖。神聖與凡俗本是一種弔詭性關係,不是對立性。所以,我們在神聖中可以體驗凡俗,也在凡俗中可以體驗神聖。聖子的道成肉身就是要打破這種二元思維,但教會卻回復二元思維。為了方便管治,神聖被簡化為某些生活。例如,擔任傳道牧者、教會的事奉、宗教活動、靈性追求等。縱使這些生活屬於神聖,但這不應因此否定不屬於這範疇的生活就是凡俗,與神聖無關。這不牽涉凡俗要被聖化,而是凡俗從來就不必然是凡俗。同樣,當神聖只等於某些生活時,我們限制了自己,也限制了別人對神聖的體會,甚至製造虛偽的神聖作自我滿足。

弔詭性可能使某些人很不安,因為它不需要有清楚劃分。當下的困擾不是來自弔詭性的「混亂」,而是來自自身的不安,即一種對他者的控制意識和一種對自我的懷疑。(載於 基道文字 48期)

歷史與意志-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

總理溫家寶於2010年9月底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接受CNN節目《Fareed Zakaria GPS》專訪。當被問及有關中國民主發展時,溫家寶回應,「我和中國人民都相信,中國將繼續進步,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抗拒的。」但他補充說,「這樣的民主開放過程,在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必須確保有正常秩序。」 總理的說話帶出兩個信息。第一,我們不需要為民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再提出任何理據,因為民主的價值和需要已被肯定了。第二,民主的發展需要在不影響正常秩序下推行。以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為例,正常秩序就是中國政府常掛在口邊的循序漸進。第二個信息才是當下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真正癥結。那麼,我們可以怎樣討論下去?

民主發展的歷史

羅馬不是一朝一夕完成,而是經過一個過程,一塊一塊石頭逐一鋪上。聖子道成肉身也是一個過程,在歷史某個時刻實現。上主創造也是如此。到如今,上主仍在創造中。然而,歷史又不純是計劃下的結果,因為歷史不是只由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憑意志編寫。相反,歷史是由不同意志相遇下產生,而相遇所產生的歷史不必然按個人或政黨的意志,當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因此,我們無需對當下歷史過於悲觀。歷史是流動的。同樣,改變原初計劃或作出某種策略的調節是在歷史中必然的事。

中央政府以循序漸進為由限制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方向和步伐。查實,循序漸進只有維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意思,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假設等於人民利益得到全面和平均照顧。因此,漸進是關乎對中國共產黨管治的認同和對它沒有威脅,而不是一個對時間安排的考慮。所以,《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以下簡稱《政改方案》)沒有提及2012年之後的安排,因為中央政府需要評估當時的形勢如何。此外,《2010-2011年施政報告》中提及加強推行國民教育似乎印證我對循序漸進理解。雖然在權力關係上,中央政府絕盡上風,但它不是歷史中唯一的行動者。因為國內同胞和香港人,甚至海外人士也是歷史行動者,不是歷史的旁觀者;所以,歷史的創造以不同形式發生。例如,當以為由公民黨和社民連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失敗時,這行動卻令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反建議。民主黨的反建議是否會帶來真普選?這不是本文的關注,但歷史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沒有樂觀與悲觀,只有仍待發展。

神學與歷史
簡單來說,歷史哲學試圖從記錄的事件中尋索意義或模式,從而可以明白當下和調節自己面對將來。這是一般人所講的引史為鑑,但歷史哲學卻進一步關乎一個人對他所盼望的決定。例子之一,馬克斯主義就是一套歷史哲學,甚至成為推動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當然,馬克斯的歷史哲學是他個人對歷史的意願多於對歷史本身不可改變軌跡的發現;但藉歷史,透過個人的信念,他建構其歷史哲學。

同樣對歷史甚有興趣的基督宗教也有其一套歷史哲學。簡單來說,基督宗教相信上主是歷史的主,並上主會介入人類歷史,最後讓人類歷史參與上主的歷史。那麼,我們如何理解當下人類歷史?是否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的反建議是上主的安排?是否已通過的《政改方案》是上主帶領香港邁向真正的雙普選?

雖然基督宗教對認為某歷史片段是上主行動的看法有很大保留,但聖子道成肉身本身就肯定上主進入人類歷史,與歷史糾纏。因此,基督宗教絕不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以外的宗教,反而在人類歷史中,承擔歷史責任。基督宗教沒有一個優勢去認識和解讀歷史,也不接受上主國是人類進步的結果,但這無礙它投入和改造人類歷史,因為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所以,基督宗教跟普通人一樣以冒險精神和對正義與愛等價值的堅持來參與歷史的塑造。其中會有失敗、成功、錯誤,但因相信上主國已介入人類歷史,歷史不會以黑暗作為終結。

因基督宗教的歷史哲學不是進步式或發展式,以致它沒有需要對某歷史片段看為上主國的彰顯。所以,真普選的落實不是上主國。但同時,它也不會因歷史中的霸道而感消極和悲觀,因為上主國的介入正打破宿命論。這份對歷史本身的限制與超越之體會就成為基督宗教在歷史的態度。一方面,因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本身對超越有一份嚮往,不只是對過去的重複。另一方面,因為人的貪心,我們不要將歷史理想化,反而需要實是求事與歷史糾纏,甚至可能以妥協或兩惡擇其輕的態度回應歷史中的選擇。

基督宗教在歷史的角色就是要看見可見歷史的以外,並以此促進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並向限制提出批判。但又不是活在烏托邦裡,不沾歷史的污濁,反而有勇氣但不自義地體會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

我們是歷史的行動者
回顧2009-2010年期間就《政改方案》的討論,香港基督徒學會積極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雖然我們並不無知地將問題看成為零與壹之爭,但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即不會考慮支持一個沒有雙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無疑,我們的立場使我們與泛民的「普選聯」有很大的分歧,但我們拒絕以對單一議題的立場決定彼此關係。我們承認公民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和氣的社會,所以,不同意見和真誠討論是被鼓勵的。此外,團結不必然是公民社會的特性,所以,合與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因意見分歧而帶來彼此間的懷疑和不信任正是公民社會的致命傷。作為歷史的行動者,我們要有勇氣堅持所堅持,但要謙卑承認我們不是唯一歷史的行動者。再者,歷史不是停在某刻,而是在進行中,所以,我們沒有不是行動者。雖然《政改方案》在不滿意下已經通過,但其中仍有很多細節需要討論和安排。除了對立法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外,不同政黨對快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已有不同部署。雖然有政黨和市民不贊成這沒有方向的政改方案,但這不等於我們不需要以此方案為基礎,設計一個公平和公正的選舉方法;因為受歷史限制之餘,我們也在限制中嚮往超越。如我在上面所說,歷史從來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小撮人來決定。不但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歷史行動者,更因為萬事都彼此扣連。所以,民主政制的發展不等於只有選舉工程,更包括民生和文化生活。對政制的討論是必需,但不見得對民生和文化的投入是次要。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不但是對宿命論的一種批判,更是拒絕政治的化約主義。

不同國家的歷史向我們証明(例如,南非),民主政制的落實不等於美滿生活,因為民主政制只是生活世界的一小部分。雖是如此,但這不是一個拖延民主落實的理由。可惜的是,我們的政府卻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就是將民主與民生對立,來欺騙自己和市民。令人安慰的是,香港市民對民主的嚮往漸漸多從民生生活體驗出來,以致對民主的訴求不是意識形態之事,而是生活的事。 (載於 思 第118期)

2011年1月14日 星期五

悼念

於2010年9月,我曾到蘇格蘭.期間,我曾致電昔日在 St.Andrews 大學的老師 Steven Mackie.師母接電話時,傷心地說,老師因心臟病入院,昏迷已一段日子,情況不樂觀.終於,老師於月前離世.他的生平可從以下找到:
 
http://www.heraldscotland.com/mobile/comment/obituaries/rev-steven-mackie-theologian-and-ecumenist-1.1076711

與我同一時間受教於他門下還有 Marcella Althaus-Reid (前 Edinburgh 大學神學院教授),但她已於接近兩年前離世了.

對老師有幾個深刻印象
1 他接受我的申請入學 (1989年)
2 當我哲學碩士論文不用參加答辯而獲通過時,他高興地跑來我家中告知 (1990年)
3 他主動跟我與 Glasgow 大學神學院教授聯絡,最終我獲獎學金 (1991年)
4 準備遷往 Glasgow 時,他請我和前妻出外吃飯.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吃鹿肉.
5 回英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前,我住在他家中.當成功答辯後,我致他給他.他說,我一早已說,你會合格.他給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要大.
6 於2002年,他們夫婦主動邀請我和我兩個女兒一起往他們的 summer house 渡假.那時,我的前妻已經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