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龔序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10至2011年《施政報告》特別提出推動國民教育是政府既定方針，並計劃於2013至2014年度學年在全港推行國民教育課程。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它能使年輕人意識到自己的公民權利與義務，並能學習參與社會事務。然而，當我們面對民主政治發展處處受到掣肘、人權意識相對薄弱，以及公民教育傾向道德化，這時，我們不能不懷疑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製造順民還是培育學生的批判思維。

就著香港社會的特性，筆者對於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有兩個看法。第一，2004年《香港全球公民調查》報告指出，有69%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有責任照顧鄰近不幸的國家；有84%受訪者認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有助建立香港的國際地位；有52%受訪者願意為公平貿易付出更多稅款。相反，只有39%認為香港沒有能力承擔對外的責任。以上調查意味著香港人已逐步走出島嶼心態，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不等於削弱對本地和國家的承擔，反而卡明斯（Lucy M. Cummings）和鄧特抗（James T. H. Tang）在其專文中提出，香港承擔更多國際社會責任將有助建立社會團結力量。那麼，當下政府倡議的國民教育（強調自然國情、歷史國情、人文國情和當代國情）正違反和窒礙香港人的成長，以沙民主義（chauvinism）替代全球公民責任。
第二，按《世界價值調查》，經濟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傾向後物質價值，即自由、自我表達和生活質素等。近年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喜帖街、皇后碼頭、菜園村），皆充分把這種價值反映出來。若套用後殖民理論解釋，香港年青一代的自我身分逐漸建立，獨立於上一代所謂的生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他們視香港為他們的家。不僅如此，他們更要主動塑造自己的家園。那麼，一個非政治性的公民教育正與年青一代的經驗相違；同樣，一個欠缺批判性的國民教育更可說是幫倒忙。結果，年青人的經驗不但沒有被正確詮釋，反而被標籤為激進。由是造成了社會分化。

聯合國先後於1994年和1999年通過了「和平文化」（culture of peace）的建議和《海牙二十一世紀和平與正義綱領》（The Hague Agenda for Peace and Justice for the 21 Century），當中特別提出「全球和平教育運動」（Global Campaign for Peace Education）。和平教育理念有七方面，分別是人權（對他者尊嚴的肯定）、合作與團結（公民教育）、文化保育（對國家文化與歷史認識和欣賞）、自我與他者（人際關係）、國際主義（全球化）、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和靈性（生命力，宗教與和平）等。當我們思考公民教育、德育和國民教育時，筆者認為「和平教育」是值得香港教育工作者參考的。

梁恩榮博士和阮衛華博士的專書，正好回應了香港公民教育何去何從的問題。他們特別針對人權教育、民主教育和國民教育等課題作出仔細分析和論證，整合海外理論和本地經驗，並透過實踐與驗證，向讀者指出，實無需懼怕公民教育的政治性，反而要追問它促進甚麼樣的正義、鼓勵甚麼樣的正義實踐和培育甚麼樣的正義人格。不論讀者是否任教公民教育科，這專書都是絕對適切的，因為公民教教育已具體出現在所有課堂和校園生活中。

最後，我喜見香港基督徒學會與印象文字出版本書，與關心年青人成長的教育工作者並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