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995年，你們教會從慈雲山搬到旺角。不論搬遷到旺角原因是否只有交通方便和可承擔得起樓價的考慮，你們教會在旺角已是一件改不了事實。那麼，對XX堂，旺角只有地理上位置的意義還是有一份生活認同的感情？自9月29日佔領運動在旺角發生後，你如何思考和回應這事？
在這兩星期佔領運動，我在旺角主持了兩次公共論壇，並將會在今日下午四時主講民主教室。在公共論壇，
一位旺角街坊分享，「20年內，在我所住的大廈，鄰居甚少會禮讓別人乘搭升降機。我們總是爭著有利位置，不願意吃虧。但自和平佔中發生後，鄰居的關係開始變了，竟然彼此禮讓乘搭升降機。」分享期間，她流出淚水。坐在地上另一位街坊遞上紙巾。
原來，和平佔中一直所講的覺醒不只有我們是自己的主人之意，更發現周邊的人也是人。沒有對後者的發現，覺醒可能走上自我主義。這份對人際關係的覺醒有點像利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他者的面容（the face of the Other）。昔日急促的生活節奏使我們看不見周邊的人是人，也沒有空間為別人想一想，但自和平佔中後，我們的生活被迫慢下來，不需被交通燈控制我們的步伐，也不需被在馬路奔馳的汽車發出來的聲音阻隔人們的聲音。在這刻，我們對周邊的人留意多了，對人多了一份善意和微笑。讓我再分享另一經歷，
一位支持和平佔中的朋友站出來說，「我家有九個人，四位是基督徒，但我們兩個對家中的基督徒很反感，不但因為他們毫無公民意識，更因為他們批評和平佔中者是攪亂份子。我對基督徒很失望，因為他們連最基本的公義也沒有。」他歎息地說，「我跟家人已徹底鬧翻了，見面時，沒有甚麼可說，但今晚，卻要一起聚餐。」
隔了一會，另一朋友站出來說，「我是基督徒，我也遇見很多你所說的基督徒。但你要知道，跟你立場不同的是你的家人。朋友可以unfriend，但家人不可以
un-father、un-mother、un-brother、un-sister呀！你一定要回去同他們一起聚餐。」她說話時，她的眼睛也紅了。
我們本是陌路人，甚至是競爭者，但在這場覺醒運動中，我們竟然成為彼此的安慰者和鼓勵者。作為公共論壇主持的我被街坊們的互動感動了。
然而，我沒有企圖要將和平佔中的行動浪漫化，因為和平佔中者的堵塞確實帶來對人們生活的不方便，甚至堵塞被視為對不支持和平佔中者的一種暴力。一位老伯伯說，
我支持民主，也認同你們的爭取，但你們的堵路實在影響我往格蘭商場看醫生。因我走動不方便，巴士的點到點是很重要的。
我不是佔中的策劃者，我也沒有道德高地要求街坊為民主忍耐一點和犧牲一點。所以，我向他和受影響的人致歉，並呼籲佔中者應思考如何減輕對周邊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承認當中有些民眾衝突是暴力的。雖然如此，但我們需要勇氣和想像跳出社會現狀（status quo）的思維，即我們的社會生活可以不按和平佔中前的生活形態，仍能過著有質素生活。事實上，很多人說，在和平佔中堵路期間，我們呼吸了清新空氣、在自己城市的馬路上閒步、體驗這是我城之意，並走出由消費主義佔領我們城市的著魅。
以上的分享只是一些我在旺角經驗的片段。至於在旺角的教會，你們在這場運動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呢？令我擔心的，旺角的教會在佔領旺角一事上是缺席，採取旁觀態度。若你們的教會是在上水、沙田和元朗等地，我還是可諒解，但若你們選擇在旺角，又或被差派到旺角，我很難接受教會在佔領旺角一事上沉默、缺席漠不關心，甚至逃避。教會對這事的關心與政治無關，而是對身處的地不能無慟於衷。
今年10月9日，很多人紀念前東德萊比錫（Leipzig）廿五年前一場人民革命，將當時共產政權推翻。其中不能不提就是信義會St. Nicholas 教會的角色，它為當時受監察的社會提供一個相對地小受監察的相聚和討論空間。有這樣評論
There was no
head of the revolution. The head was the Nikolaikirche and the body the centre
of the city. There was only one leadership: Monday, 5 pm, St. Nicholas Church.
於1992年，我有三個月住在萊比錫。期間，我訪問這教會牧師Christian Fuhrer。我問，
你覺得教會是否有被示威人士利用，因為人民革命成功和東西德統一後，他們再沒有回來教會？
他說，
我從不會認為教會被利用，反而我相信上主用得著我們的教會，為德國人民帶來幸福。這是我們要感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