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4日 星期二

社會衝突要堅持的公民友誼


 

當訴諸暴力,無差別傷害平民,並認為暴力可令對方投降時,開戰者和參戰者已慘敗給邪惡勢力。邪惡勢力不只令我們相信暴力的有效性,更讓我們陷於二元思維中,以敵我關係相處,選擇站在其中一方。例如,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衝突中,二元思維傾向同情其中一方,視另一方為施暴者。相反,公民友誼的開放性正要打破二元思維定下的界線。在公民友誼下,若我作為巴勒斯坦人,我會為以色列的受害者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哈馬斯作為;同樣,若我作為以色列人,我也會為受傷害的巴勒斯坦人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以色列政府的還擊。公民友誼打破由國家對我們身份的界定,以友誼跨越國家和民族界線。事實上,有生活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朋友,從不視對方為敵人。公民友誼是友善行動,並不激進,但政府會認為公民友誼很危險,與國家安全違背。此外,極端主義者會攻擊他們。或許,這危險令很多人保持旁觀或中立。但公民友誼不容許我們停留在旁觀者身份,因為旁觀者的中立是漠不關心多於中立。事實上,衝突中的受害者多是平民,他們被施暴者用作為贏取他們政治訴求的工具。以色列如是,哈馬斯也是。公民友誼呼喚我們以友誼的心對待那些受害者,其中包括人道救援、和平行動、無條件的接待、祈禱。公民友誼不是不懂政治形勢,但拒絕將人安置在政治形勢內,為權力和意識形態服務。

除了直接伸出援手外,公民友誼必須對抗以暴力破壞友誼的邪惡勢力。不論巴勒斯坦人如何受到不公平和不仁道的對待,傷害無辜以色列人絕不可以接受。哈馬斯組織解釋說,以色列人要承擔以色列政府的罪,因為他們給予以色列政府的合法性。若是,以上邏輯也可以是今日以色列政府轟炸加沙地帶的理由,即巴勒斯坦人要承擔哈馬斯的行為。公民友誼是國際的,當下不同的組織要站出來共同譴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並呼籲綁架人質的哈馬斯釋放人質,雙方停火。威脅公民友誼最大阻力之一是民族主義,尤其狹隘民族主義。近代極端例子之一是希特勒建構雅利安族(Ayran)的優越性。他看雅利安民族的利益比其他民族重要、雅利安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結果是他們失去建立公民友誼的視野和動力。說回來,是否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都缺乏公民友誼?國家出現是跟土地界線有關,而界線就限制了政府視野。例如,以色列建國便是靠在卣彊建立定居點來擴充版圖。國家不會主動實踐公民友誼,所以,民間力量是重要的。國家需要從民間學會公民友誼多於公民從國家學習公民友誼。宗教本身的普世性使它更能挑戰狹隘的國家主義。弔詭的是,像任何組織一樣,宗教本身也有其狹隘傾向和非人道教義,例如,原教旨主義(基督教的時代論、猶太教的錫安主義、伊斯蘭教的聖戰)。所以,宗教沒有不接受批評的理由,尤其在社會衝突上,宗教不應成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伸延。例如,俄羅斯正教會不是普京「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的伸延,基督教不是以色列錫安主義的伸延。

公民友誼關乎團結。教宗方濟的《眾位兄弟》通喻對團結有這樣理解:

      團結源於領悟到自己對他人的脆弱負有責任,並尋求共同締造未來。團結關懷的具體表   現就是服事,亦即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顧他人...在這樣的服事中,每一個人都應「在脆弱者的凝望下,放下自己的需要、期望和對權力的追求。服事弟兄時,總是要看著弟兄的面容、觸摸他們的血肉之軀、感覺他們的接近,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為此而「受苦」, 並尋求提昇弟兄的生命。因此,服事絕不是意識形態而已,因為服事的對象不是思想,而是人。(第一百一十五段)

在另一場合,教宗方濟提到「流血使我們合一」(ecumenism of blood)。這是保羅所說,「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6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認識個別受苦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而是因他們流血了。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會因這場戰爭而經濟生活受損,而是因他們臉上的眼淚和慌張使我們動容。流血和受苦奇妙地連繫了我們,將陌生的我們變為命運共同體,並從中產生對流血和受苦者的慈心和悲心。慈心是對人的愛和關心,並給予快樂;悲心是同感其苦,從中產生的憐憫,並拔出其苦的勇氣。發動戰爭者以流人血的方式表現他們的權力和可怕性,但誰不知他們使人流的血卻使我們合一和團結。不同國家的人努力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提供不同協助,絕不讓他們在無望地流血至死反諷的,團結也可以是邪惡力量會運用的概念,深化仇恨,尋求報復。因此,團結不只是合作,更需要受道德指引,其中是公義、寬恕和友誼。

最後稍為一提是友誼在國際關係的角色。近代引用本體安全論(ontological security)解釋國際關係。簡單來說,國家感到本體不安全使它在國際關係採取較敵意、不合作和疏離的看法。要改善一個國家的本體不安全方法之一是建立國際友誼,改善國際關係中的不信任。從此看來,公民友誼不停於微觀層面,更在宏觀層面有一定角色。

在當下,這些公民友誼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變得不合時宜。又太在以色列政府和哈馬斯之間的公民友誼者還可以怎樣?Road to Recovery 創辦人 Yuval Roth,他不諱言同時由兩個觀點經歷這場戰爭是非常複雜,就像戰爭精神分裂症,「你必須時時刻刻努力維持道德指南針」,即如何在瘋狂的時代堅持原則,做一個好人,這對每個人都是考驗。

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她在炎熱夏天,選擇不開空調入睡,因為這是她可以分享到坐囚者在監獄的艱辛(監獄的夏天很炎熱)。她的做法沒有實質減少在囚者的艱辛,但她的做法要表達她與在囚者的同在。同樣,有人選擇削髮,表達他們撐患癌親友,多於有實質幫助。在這背景下,我問,面對戰火襲擊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都在驚慌、傷痛和流血中度過,在遠方的我可以為他們做甚麼。祈禱、認識和關注事件、聯署呼籲停戰之外,我想到一種可能,就是建立公民友誼,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人是世仇,而是因為他們當中有人是彼此朋友。要受害者視加害者是朋友是不切實際,所以,公民友誼主要是寫給路過的人。路過的人或多或少都被拉進衝突中,他們不是以評論人角色參與,而是以公民友誼之手參與。踐行公民友誼者不只是和事佬,他們更視受害者和加害者可以是他們的朋友。他們以關懷和善心踐行公民友誼,為衝突雙方製造空間和下台階。縱使遠方的我們可能沒有機會直接在他們當中,但我們卻以不同方式實踐公民友誼撐他們之餘,也視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