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衝突要堅持的公民友誼

 

當訴諸暴力，無差別傷害平民，並認為暴力可令對方投降時，開戰者和參戰者已慘敗給邪惡勢力。邪惡勢力不只令我們相信暴力的有效性，更讓我們陷於二元思維中，以敵我關係相處，選擇站在其中一方。例如，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衝突中，二元思維傾向同情其中一方，視另一方為施暴者。相反，公民友誼的開放性正要打破二元思維定下的界線。在公民友誼下，若我作為巴勒斯坦人，我會為以色列的受害者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哈馬斯作為；同樣，若我作為以色列人，我也會為受傷害的巴勒斯坦人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以色列政府的還擊。公民友誼打破由國家對我們身份的界定，以友誼跨越國家和民族界線。事實上，有生活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朋友，從不視對方為敵人。公民友誼是友善行動，並不激進，但政府會認為公民友誼很危險，與國家安全違背。此外，極端主義者會攻擊他們。或許，這危險令很多人保持旁觀或中立。但公民友誼不容許我們停留在旁觀者身份，因為旁觀者的中立是漠不關心多於中立。事實上，衝突中的受害者多是平民，他們被施暴者用作為贏取他們政治訴求的工具。以色列如是，哈馬斯也是。公民友誼呼喚我們以友誼的心對待那些受害者，其中包括人道救援、和平行動、無條件的接待、祈禱。公民友誼不是不懂政治形勢，但拒絕將人安置在政治形勢內，為權力和意識形態服務。

除了直接伸出援手外，公民友誼必須對抗以暴力破壞友誼的邪惡勢力。不論巴勒斯坦人如何受到不公平和不仁道的對待，傷害無辜以色列人絕不可以接受。哈馬斯組織解釋說，以色列人要承擔以色列政府的罪，因為他們給予以色列政府的合法性。若是，以上邏輯也可以是今日以色列政府轟炸加沙地帶的理由，即巴勒斯坦人要承擔哈馬斯的行為。公民友誼是國際的，當下不同的組織要站出來共同譴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並呼籲綁架人質的哈馬斯釋放人質，雙方停火。威脅公民友誼最大阻力之一是民族主義，尤其狹隘民族主義。近代極端例子之一是希特勒建構雅利安族（Ayran）的優越性。他看雅利安民族的利益比其他民族重要、雅利安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結果是他們失去建立公民友誼的視野和動力。說回來，是否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都缺乏公民友誼？國家出現是跟土地界線有關，而界線就限制了政府視野。例如，以色列建國便是靠在卣彊建立定居點來擴充版圖。國家不會主動實踐公民友誼，所以，民間力量是重要的。國家需要從民間學會公民友誼多於公民從國家學習公民友誼。宗教本身的普世性使它更能挑戰狹隘的國家主義。弔詭的是，像任何組織一樣，宗教本身也有其狹隘傾向和非人道教義，例如，原教旨主義（基督教的時代論、猶太教的錫安主義、伊斯蘭教的聖戰）。所以，宗教沒有不接受批評的理由，尤其在社會衝突上，宗教不應成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伸延。例如，俄羅斯正教會不是普京「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的伸延，基督教不是以色列錫安主義的伸延。

公民友誼關乎團結。教宗方濟的《眾位兄弟》通喻對團結有這樣理解：

      團結源於領悟到自己對他人的脆弱負有責任，並尋求共同締造未來。團結關懷的具體表   現就是服事，亦即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顧他人．．．在這樣的服事中，每一個人都應「在脆弱者的凝望下，放下自己的需要、期望和對權力的追求。… 服事弟兄時，總是要看著弟兄的面容、觸摸他們的血肉之軀、感覺他們的接近，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為此而「受苦」， 並尋求提昇弟兄的生命。因此，服事絕不是意識形態而已，因為服事的對象不是思想，而是人。（第一百一十五段）

在另一場合，教宗方濟提到「流血使我們合一」（ecumenism of blood）。這是保羅所說，「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6）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認識個別受苦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而是因他們流血了。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會因這場戰爭而經濟生活受損，而是因他們臉上的眼淚和慌張使我們動容。流血和受苦奇妙地連繫了我們，將陌生的我們變為命運共同體，並從中產生對流血和受苦者的慈心和悲心。慈心是對人的愛和關心，並給予快樂；悲心是同感其苦，從中產生的憐憫，並拔出其苦的勇氣。發動戰爭者以流人血的方式表現他們的權力和可怕性，但誰不知他們使人流的血卻使我們合一和團結。不同國家的人努力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提供不同協助，絕不讓他們在無望地流血至死。反諷的，團結也可以是邪惡力量會運用的概念，深化仇恨，尋求報復。因此，團結不只是合作，更需要受道德指引，其中是公義、寬恕和友誼。

最後稍為一提是友誼在國際關係的角色。近代引用本體安全論（ontological security）解釋國際關係。簡單來說，國家感到本體不安全使它在國際關係採取較敵意、不合作和疏離的看法。要改善一個國家的本體不安全方法之一是建立國際友誼，改善國際關係中的不信任。從此看來，公民友誼不停於微觀層面，更在宏觀層面有一定角色。

在當下，這些公民友誼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變得不合時宜。又太在以色列政府和哈馬斯之間的公民友誼者還可以怎樣？Road to Recovery 創辦人 Yuval Roth，他不諱言同時由兩個觀點經歷這場戰爭是非常複雜，就像戰爭精神分裂症，「你必須時時刻刻努力維持道德指南針」，即如何在瘋狂的時代堅持原則，做一個好人，這對每個人都是考驗。

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她在炎熱夏天，選擇不開空調入睡，因為這是她可以分享到坐囚者在監獄的艱辛（監獄的夏天很炎熱）。她的做法沒有實質減少在囚者的艱辛，但她的做法要表達她與在囚者的同在。同樣，有人選擇削髮，表達他們撐患癌親友，多於有實質幫助。在這背景下，我問，面對戰火襲擊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都在驚慌、傷痛和流血中度過，在遠方的我可以為他們做甚麼。祈禱、認識和關注事件、聯署呼籲停戰之外，我想到一種可能，就是建立公民友誼，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人是世仇，而是因為他們當中有人是彼此朋友。要受害者視加害者是朋友是不切實際，所以，公民友誼主要是寫給路過的人。路過的人或多或少都被拉進衝突中，他們不是以評論人角色參與，而是以公民友誼之手參與。踐行公民友誼者不只是和事佬，他們更視受害者和加害者可以是他們的朋友。他們以關懷和善心踐行公民友誼，為衝突雙方製造空間和下台階。縱使遠方的我們可能沒有機會直接在他們當中，但我們卻以不同方式實踐公民友誼撐他們之餘，也視他們是我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