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國家和香港社會的認識是從80年代初開始（那時，我正是高中生）。最令我震撼的，莫過於當時在國內流行的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對文化大革命荒謬的揭示和對人性陰暗的體會沒有嚇怕當時的我，反而使我認同中國人的命運。這解釋為何我對八九民運有放不下的情意結，也對中國政府沒有太大的信任。有人選擇移民，我沒有，也從沒有考慮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有我類似的體會和想法，但我跟那些在70年代認識國家的人有很不同的切入點。他們是從對國家的認同開始，所以，他們會以進步為由接受當下的中國，但我是從悲哀開始，所以，我接受不了在所謂的進步下，人仍需要被犧牲。
至於我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也是從80年代開始。那時，有關香港社會議題的書籍開始湧現、政治團體成立（例如，匯點）、區議會的出現和97問題等等使港人對民生事務和民主開始留意。說回來，我在中學時代從沒有接觸公民教育，也沒有被鼓勵參與社會服務，反而在校園以外，我才認識人與社會的關係。
70和80年代可以說為香港教會學生福音工作最蓬勃的時代，但當時大部份教會仍受簡易的屬靈與屬世二元思維所主導，沒有栽培學生認識福音對社會責任的意義。結果，今日教會的執事們仍秉承昔日的二元思維，沒有恰當地回應新一代的訴求。
按以上分析，八九民運並不是80年代青年的我與今日所謂80後的分水嶺。雖然有很多年青人參與八九民運廿周年，但他們的參與傾向一種對現時社會的批判下，對八九民運的認同。縱使當下對80後已有很豐富的討論，但我想提出三個觀察。第一，他們的公民意識相對地比我成長時代的人強。他們以理性討論，並有勇氣挑戰權威。這有賴學校公民教育的成功。老師們的努力應記一功。第二，80後不只問生存，更問生活。他們對生活是有抱負的，而非只是一群飽受挫折的青年人。他們的抗議，不是一種泄憤，而是一份對香港社會的感情。這份感情正連繫不同時代的人走在一起。可惜的是，這連繫有時反幫不了忙，因為50後和60後，甚至70後有太多想當年。近日一齣電影《歲月神偷》就是一例。第三，除了需要有清晰理念和框架外，動員是社會運動另一個重要因素。科技網絡的發展確實有助推動社會運動，但同時，它也製造新形式的社會運動，即形形式式不同社會運動同時的出現。這分散式的社會運動沒有削弱社會運動的焦點，反而促進公民社會的多樣性，甚至帶出社會不同面貌。2003年71遊行就是一例。
教會的培育是否滿足這一代青年人？從我所參與的facebook社群和網誌世界，我擔心教會與以上所描述一類的青年人越走越遠。或許，教會並不覺得這是問題，因為聽話的和順服的留下教會就可以了。所以，全球祈禱大會選擇不回應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抗議，蘇穎智牧師選擇不回應反宗教霸權運動（留意：近日吳宗文牧師的言論）。然而，現實是聽話和順服的青年人也在教會不見了，因為昔日的管治已不奏效了。
以上的分享，沒有帶出具體答案或建議，但帶出一個60年代的人進入80後的生活場景，與他們共同整理信仰和對社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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