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與計算 (約六4-14)

今年教會年曆的安排，刻意在棕枝日之前三個星期，以耶穌在三次逾越節前的片段作為福音的內容。第一個片段是耶穌潔淨聖殿（約二13-22）；第二個片段是今天的耶穌給五千人吃飽（約六4-14）；第三個片段是耶穌講述他的死與我們的關係（約十二）。這三段福音從以不同角度預備我們回應主耶穌的苦難和使命。約二要求清除教會難阻人敬拜上主自以為義的制度，而今日的經文（約六4-14）是面對五千人的食物需要，耶穌向門徒發出的問題：「我們到哪裏去買餅給這些人吃呢？」（約六6）用當下經驗，耶穌的問題將會是：面對香港嚴重貧富懸殊和土瓜灣社區的需要時，你們計劃如何回應他們的需要？

耶穌的問題已假設他和門徒有責任要照顧這五千人的物質需要。在符類福音記載中，門徒傾向儘快打發這些人走，不但因為他們自知沒有經濟能力回應他們的需要，更因為這五千人跟他們沒有親密關係。然而，這不是耶穌的態度。耶穌的問題指出門徒對他者的責任不應受他們的能力多少來決定，也不應親疏有別，反而要認識他們的責任，並有勇氣承擔。對門徒來說，耶穌的要求是不切實際，但耶穌卻肯定責任基本上是一個價值的考慮，而不是一個計算的考慮。現實上，耶穌的看法卻有一定困難和危險性，因為我們無可能有無限資源。再者，在有限資源下，不分優先和先後必定製造社會矛盾。簡單來說，教會的慈惠金是否也適用於非教友？
我們承認價值與計算有一定張力，但不應讓計算掩蓋價值，否則，教會的社會服務就不會有發展的可能，宣教也無需要做，因為我們總是不夠。當門徒的焦點放在人數和他們擁有多少物資時，他們忽略那看不見的。現象學對此有一個很好的理解，當將焦點集中在我這個人時，你們就忽略了襯托我的教會；又將焦點集中在教會時，你們就忽略了襯托出教會的土瓜灣和香港；又將焦點集中在香港時，你們就忽略了襯托出香港的全球。按這邏輯推論下，一件事件、一樣事物或一個行動絕非如想像中獨立和單一。基督徒理解這種關聯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主的人得益處。」（羅八28）我們可能未能辨識上主在某事件或行動上的參與，也不完全估計某事件或行動引發的漣漪，但不要受限於或只以自己的能力來推卸對責任的承擔，反應儘自己能力去回應。縱使只有五個餅，二條魚，就拿出來；縱使只可能吃飽十人，也不應擔心4990沒有得吃，甚麼都不做。故事的發展就是這五餅二魚吃飽了五千人，而眾人因這神蹟，便說，「耶穌真是那要到世間的先知。」究竟是因這五餅二魚不斷變大還是其他人也跟隨這孩子的行動拿出他們所有的參與這分享，以致五千人的需得到滿足？如何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沒有以計算決定價值，並我們以不同形式參與神蹟。

2010年12月，一個八十後女孩子名叫fun fun開始一個後來名為「籽樂行動」。放工後，她回家煮糖水。每星期一晚，她送糖水給大埔露宿者，與他們建立友誼。作為基督徒的她說，「報佳音是為了甚麼？去唱詩歌嘅意義係乜？只係為咗慶祝節日？我想做啲唔同啲嘅嘢。」這行動是她一個人的行動，但透過facebook，不同人參與這行動，成為城市中一個愛心行動。她們聽過不少質疑與批評，「話我哋冇效率，幾個鐘探幾個阿婆，探完之後啲阿婆第二日生活又點樣？我哋咁樣播種法，未必好大成效，但如果我哋唔先做一啲嘢，唔播一啲種籽，咁所有嘢就永遠唔會發生。」她們需要計算煮多少糖水，也要計算如何分配，但計算不是先要責任和對露宿者的關愛，而永遠是在責任和關愛之後。又近月，一位牧師主動每星期一晚在深水埗跟露宿者露宿，關懷他們，並向食環處抗議他們時常清場，令露宿者無處可容。他說，「停車場午夜泊車$50，但露宿者連車都不餘。」查實，類似行動以不同形式在我們社會出現，而我們是否因而被感動而參與。

在預苦期，我們被提醒，要對人的物質需要敏感、有反應、不要只從自己的限制去衡量我們的責任和關愛．我們要相信「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主的人得益處」，讓神蹟在我們社會發生，並說「耶穌真是那要到世間的先知。」。在剩下二個星期的預苦期，讓我們謹記主的話，「你們給餅他們吃。」

沒有宗教地跟隨主 (約二 13-22)

宗教的弔詭性在於它的傳承要靠制度，但當它成為制度化宗教時，它就很容易失去其原初理想和目的。我不知道耶穌基督的原意是否要為他的跟隨者成立一個制度，但其生平似乎沒有這傾向。耶穌基督沒有像當時的拉比建立一個學派，只有一班雜亂的跟隨者。他沒有嘗試組織跟隨者，只讓他們自由地以他們的經驗和方式建立與他的關係，詮釋他是誰（四本福音書就是例子）。然而，當跟隨者人數漸多時，制度化終避不了。這有點像哈伯瑪斯（J.Habermas）對系統與生活世界的理解。系統的需要是要協助跟隨者認識他們所跟隨，並忠心地跟隨，而不應是限制他們的信仰經驗。事實卻是反轉來，人要配合系統生活。這正是為何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時，他說，「人不是為安息日而設，安息日是為人而設。」（可二27）

說回來，當抱怨制度的封閉和扼殺人的思想時，跟隨者有一定責任，因為他們賦予制度的合法性。就此，我想起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一個蔬果店的故事。故事描述在共產主義下的捷克，每一小商戶都要在櫥窗貼上一張大海報，內容是全球無產階級站起來，團結一起，建立共產社會。這店主並不相信這海報所說，但他仍然要貼這海報。終於有一天，他決定不貼這海報，因為他相信謊言。當然，他被捉去問話。這就是哈維爾的名言，「說真話。」說真話最基本的，就是不參與講謊言。跟隨者應拒絕事事跟隨教會，不介意在教會的邊陲，卻忠心地跟隨主。與此同時，教會需要鼓勵會眾自由地和忠心地跟隨主，甚至不介意他們離開教會。以上看法不是要否定教會，反而嘗試正確地認識教會的身分。一方面，教會是一群忠心地跟隨主的人；另一方面，教會可以成為人跟隨主的阻礙。

以上反省源自我近日到臺灣考察新興宗教而來。第一，新興宗教的創辦者以種種方法將自己神化，自封自己甚麼偉大名稱，使其跟隨者對他崇拜。「師父如此說」和「與師父神通的經驗」成為他們的口頭襌。相反，耶穌基督沒有為自己宣傳，只宣講上主國。他選擇以謙卑方式服務，拒絕被人擁戴為王。他與社會邊緣者走在一起，不介意被標籤。他沒有為自己的神性爭辯，只讓跟隨者自由地對他的回應。縱使基督徒崇拜耶穌為基督，但這一切是在他受難、復活和升天後對他的認信，而不是他在世上時對跟隨者的要求。我佩服以隱藏彌賽亞形式出現的耶穌，而這是一般新興宗教領袖所欠奉。

第二，制度對宗教生活有其重要性。我們從中被建立，並學習分享和服務。反諷的，沒有一個制度化宗教不會產生某程度壓迫性。壓迫性來自群體生活、制度生活的秩序、權力分配和教理詮釋等等。就此，有些基督徒選擇過一種沒有教會生活的信仰生活。從這角度來看，新興宗教的出現就是對官僚化制度宗教的反抗。當然，新興宗教也離不開制度化的命運。問題不是如何繼續鼓勵新興宗教和新教會的誕生，而是如何保持制度化宗教的彈性、包容性和可能性，讓跟隨主的人可以自由地和忠心地跟隨主。

這一切使我想起耶穌潔淨聖殿一事。潔淨聖殿是一個嘗試回復聖殿的本相，即讓人自由地經歷上主的釋放，並自由地跟隨主和事奉主。可惜的是，耶穌潔淨聖殿的做法卻被狹義理解為聖俗二分。一方面，這潔淨行動反成為某些人以更神聖理由對聖殿另一種操縱。例如，有教會牧者和執事以耶穌潔淨聖殿為理由反對教會協助推廣公平貿易產品（因這牽涉買賣），也有教會牧者和執事不支持將平日空置的教會作非宗教活動用途，更不容納對社會議題的討論，因為教會只可以用作禱告的殿。另一方面，他們刻意淡化耶穌潔淨聖殿行動本身的激進性，並視一切激進行動是破壞性。事實上，由十四世界紀末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就是一場潔淨聖殿運動，但卻被當時羅馬天主教視為激進和顛覆行為。不要忘記基督徒（Protestant）的名稱就帶有激進之意。反諷的，今日任何批評教會的做法就被視為不合一。例如，反對影音使團欺騙地運用挪亞方舟、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反對行政長官小圈子等。視批判等於挑剔不只不明白批判，更以此滅絕批判。

潔淨聖殿的核心不是要維持聖殿的神聖性。所羅門王說，「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代下六18）這不等於說聖殿不需要，但它的需要在於它是上主施恩具之一，不是唯一，讓人自由地經歷上主的釋放和自由地跟隨主。教會沒有壟斷上主的恩典，因為恩典是從上主而來。教會沒有從日常生活中抽離而成為聖潔，也沒有以教義和秩序限制基督徒對上主的跟隨。若有一天，我們的教會變得官僚時，請有勇氣推倒教會的擺設，回復教會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