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寫在劉進圖遇襲

暴力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現，但最直接對暴力的感受是它以傷害他人身體形態出現。有別於受言語暴力，受身體暴力者不可能以提升個人EQ能力（例如，幽默感），重構他在身體暴力下的經驗，不但因為身體暴力具體地在一個人身上留下不滅的烙印，更因為身體暴力以殲滅對方生存為目的。因此，不論甚麼理由，我們毫無保留譴責一切身體暴力。

雖然我們向行兇者宣告，「They can’t kill us all」，但主謀和行兇者仍相信透過身體暴力就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因此，我們宣告的重點不是一種任由施暴者繼續身體暴力的打不死精神，而是因這宣告，我們決心要將主謀和行兇者繩之以法，並結束一切身體暴力。以上宣告和決心不是只為劉進圖先生，更是為社會上一切曾受身體暴力者來說的。

縱使我們暫時無法証明劉進圖的遇襲跟他的新聞工作有關，但我們不排除這可能性。這不排除並不表示新聞工作者因過份憂慮而導致的聯想，而是新聞工作者的求真態度及其社會責任往往使他們置身於危險中，因為他們的天職使他們無可避免與權力對著幹。不論為公為私，我們應以各種行動保護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與安全。然而，仍有一些新聞工作者不會因劉進圖遇襲而擔心，不是因為他們已拿了自己條命出來，而是因為求真不再是他們認為最基本。

提升矛盾雙方的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有助減少因衝突帶來可能的身體暴力。但若身體暴力緣自行使暴力者有不願人知的秘密而這秘密又牽涉侵犯公眾利益時，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就不一定有用場。相反，身體暴力往往成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方法之一。說得嚴重點，就是滅口。那麼，劉進圖的遇襲不是因為他個人情緒管理和解決困難的能力弱，也不是因為他不講理（他的文章從來就是情理兼備），而是因為邪惡勢力的本相。

面對身體暴力，我們謹記耶穌的話，「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太廿六52）在忿怒下，我們以更大和平對抗身體暴力，但相信上主所說，對他人身體暴力的結果必而臨在行使者身上。

此刻，誠心祝願劉進圖康復，並願上主安慰他的家人和親友。

真話與謊話 (耶八11): 寫在反滅聲大遊行

若真話是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時，謊話就是將不是說成是，是說成不是。表面看來，真話與謊言話似乎很容易辨識和實踐，但事實卻不是。一方面，透過權力，謊話已成為真話，並塑造正常化的人的主體。這就是位份化（subjectivization）。另一方面，縱使人們能分辨真話與謊言話，但因不想受影響，太多人選擇以距離觀之，以致沒有勇氣不參與謊話和維護真話。先讓我分享一個故事。

故事來自鄂蘭（Hannah Arendt）的作品－《平凡的邪惡》。《平凡的邪惡》紀錄1960年以色列情報局在阿根廷綁架前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回耶路撒冷受審的過程。按鄂蘭描述，艾希曼讀書不多，生性保守謹慎，人生並不順利，直到加入希特勒的親衛隊。然而，他加入希特勒軍隊，不是因為認同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而是想過好一點的生活。事實上，他做到了，因為他使命必達。

在這場審判中，艾希曼的辯護律師說：「艾希曼在神的面前認為自已有罪，但並非在法律面前。」他只不過是所謂猶太專家，戰爭前和初期組織猶太人移民，沒有直接參與集中營大屠殺；他只不過是中層的軍官，聽命於官僚組織。他承認自己所唯一犯的錯誤，就是「奉命行事」。

這個「奉命行事」促使鄂蘭思考，所謂邪惡，經常不是以巨大猙獰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平凡無奇的樣態產生。邪惡不僅僅是個人的惡，更源自於結構上的不反抗；而這種不反抗，常肇因於人們微小的自利和無力惑。原來，這位被猶太輿論認為窮凶惡極之徒的艾希曼只是一個思想簡單、行為保守的人。究竟艾希曼是受騙還是沉溺？受騙，因為他被集中營高舉「工作使人自由」的口號欺騙了；沉溺，因為他滿足於無知帶來的利益和穩定。若是被騙，他的罪相對地輕；但若是沉溺，他的罪並不比惡人輕。事實上，平凡的邪惡比惡人的惡更可怕，因為他們是裝睡的人，不願意醒來。

《平凡的邪惡》給我們一個不同視野閱讀聖經一句話，耶利米書八章11節。當謊話已主導當時猶太人生活時，上主就毫無保留指出猶太領袖（先知和祭司）的謊話，所以，上主說：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八11）

謊話裝扮平安的樣子，更推銷它的平安。其特色是：第一，它認為任何改變將帶來不穩定，甚至製造更壞的可能，所以，維持社會現狀（status quo）是大道理。第二，它將一切社會不穩推卸在反權力者身上，但漠視它才是社會不穩的主要因素（例如，將問題推在和平佔中）。第三，它以保障小市民正在享受或多或少的利益為誘餌，使他們沉溺。這種平安是虛假的，因為其背後是貪婪、欺騙和謀害。當將焦點放在行惡者和說謊者身上時，我們可能會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沒有參與謊話和待被拯救的一群，但《平凡的邪惡》作者提醒我們，平凡使邪惡可以延生，並壯大。那麼，上主對猶太人的批判是一項甦醒行動。一方面，讓被騙的人們知道政權所說的平安是騙局；另一方面，鼓勵人們不要沉溺在謊話中，因為上主的審判已臨在。這又使我想起另一個故事。

已離世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寫了一個有關蔬果店小老闆的故事，背景是共產政權下的捷克。故事描述這小老闆每天都要肯定一張寫下「全球的工人團結起來」的大型海報貼在櫥窗上。事實上，這小老闆並不介意全球的工人是否團結起來，僱客們也是如此。過了一段時間，小老闆問，「若眾人都不相信，為何還要貼上這海報？」他明白只有貼這海報，他才可以安全地做小買賣。否則，他就會被拉去問話，甚至下監。統治階層是否知道這海報所講的是謊言？當然知道，但最重要就是眾人都接受這謊話（被騙還是沉溺）。對哈維爾來說，成為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以行動不參與謊話。當說謊者只剩下自己時，謊話就不可能繼續下去了，甚至真理就會從中出現。為了真話，小老闆終於決定不張貼這海報。

在哈維爾的故事下，上主就是那位不參與說謊話（不繼續講平安），並鼓勵我們也這樣做。耶利米說

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廿7-9）

不參與謊話和講真話並不容易，因為謊話的力量太大了，甚至操生殺之權。或許，不參與謊話和講真話的基礎不是勇氣，而是如耶利米所說，來自上主的火，一份對講真話的激動，對謊話的厭惡。可悲的，平凡將生命的激情也磨滅了。

今日由香港記者協會舉辦的「反滅聲大遊行」有教會團體支持，但大部份都是沉默，並以平凡為藉口，為自己的冷漠辯護。說回來，近日新聞界所發生的事是否滅聲行動？我們可以有不同分析和評論，但這無礙支持和參與「反滅聲大遊行」，不是因為支持李慧玲，而是因為講真話的基本是容許自由講話。沒有自由講話，謊話就會更容易成為真話。謹記邪惡不只來自權力，更來自我們最不政治的平凡和冷漠。

彩虹之約：禽流感之後（創九8-17)

今年（2014年）1月28日政府宣佈將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2 萬隻家禽殺死，並停止家禽交易21日（2月19日將解禁）。原因是來自廣東省供應本港的活雞樣本被証實對H7N9禽流感有陽性反應。對於政府殺雞最大反應者是雞農，隨後是批發商、零售商、運輸商等，因為這直接影響他們的生計。另一組關注是：如何改變市民食活雞的習慣，並發展冰鮮雞市場？在整個討論中，家禽只剩下商品、價格和食用的價值。家禽還有他們自身的價值嗎？當強調家禽自身的價值時，他們就不可以被食用和被標價，但對大部份人來說，這是很矛盾，因為現實是，我們不但食雞，也享受食雞。就此，我們對家禽的討論變得進退兩難，以致那些不認同殺死家禽的人對家禽被殺的回應表現得無能為力。我們可以如何繼續討論？

這使我想起在洪水一事後，上主與挪亞和一切從方舟出來的活物立約，就是「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創九11）洪水滅絕的特徵是全面性的，不論所牽涉的人與物是好與壊也通通被滅絕。所以，上主的承諾不是不用水的方法去殺滅，而是不會一一通殺。所以，重點不是上主可以用火和其他方法去殺絕。否則，這只會將上主的承諾變為一種語言偽術。為何上主會作出這樣的承諾？

創八30-31說出一個可能性，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種潔淨的牲畜和各種潔淨的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耶和華聞了那馨香之氣，耶和華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詛咒土地，因為人從幼年就心裏懷着惡念；我也不再照我曾做的毀滅一切生物了。」

聖經以燔祭來解讀挪亞的獻祭。按利未記第一章，燔祭是：第一，完全獻上，不留一點。祭牲被放在壇上完全焚燒，化為煙灰，不留下任何部份供人享用。第二，祭牲必須沒有殘疾（完全健康、完整）。第三，獻祭過程中，供獻者要按手在祭牲頭上，表明他與祭牲完全認同，讓祭牲完全替代他（燔祭有贖罪功效）。第四，馨香，不是指祭物燃燒的氣味，而是神看見供獻者的心，祂欣賞和喜悅，感到滿足。第五，燔祭是個人的、自願的，而非必須的。

燔祭帶出上主、人與非人的活物之關係。第一，非人的活物代表了人向上主的奉獻，甚至到一個地步將自己生命獻上。當我們習慣以創一26來描述人與非人的活物關係是人對他們的管理時，我們忽略了他們為我們獻上生命了。第二，代表不只是代替，讓人可以自由，更含意認同，以致人也要將自己向上主奉獻，為主而活。第三，人有別於非人動物（創九5-6），他們各有其天職。所謂內在價值，不是獨立於外在因素，而是從關係中體驗出來。所以，在非人動物的代表中，人體驗自身內在價值，也認識非人動物的內在價值。第四，上主被萬物（包括人與非人動物的犧牲）自願的悔改感動了，以致祂作出承諾，甚至以聖子道成肉身成為人，成為祭物，不讓非人的動物承受這痛苦的責任。因聖子成為祭物，燔祭已不需要了，非人動物被救贖了。然而，在以人為核心的思維下，聖子只被解釋為代替人的罪，而忽略了非人的動物。以上對挪亞的燔祭與上主的承諾如何可以幫我們理解殺雞一事？

第一，若從以往發生殺家禽的廣泛度來說，今次殺2萬隻家禽已是一個相對地少的數目。例如，1997年12月殺了130萬隻、2001年5月殺了120萬隻和2002年2月殺了90萬隻。這是因為爆發規模相對地細還是管理改善了？但從本地雞農和批發商來說，管理仍可改善，以致可以減少被牽連的雞。

第二，禽流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病毒，但不等於我們不可以做好預防。預防不只是注射預防針，更牽涉飼養的環境等等。查實，今日所謂的農場是美化了雞工廠。若他們為我們生命犧牲了，我們是否應為他們改善其生活環境，不是為了有更好的肉質，而是為了尊重。

第三，當重點從活雞銷售轉向冰鮮雞時，我們也應考慮從減少肉食。聖經沒有支持素食，反而容許食肉，但我們要知道聖經時代的人不是常常有肉可食，因為資源貧乏。所以，食肉可能只是一至二星期一次，但今日的肉食已過多了。重點不是素食，而是減少食肉，讓非人動物可以得到真正釋放。事實上，推廣星期一是素食日已開始了。

或許，很多人對即將取消家禽交易沒有很大注意，因為這只是一個活雞與冰鮮雞的課題，但我的分享要指出因上主與眾生立了彩虹之約，並宣告聖子對非人動物的救贖，我們就要以行動回應彩虹之約而不是漠視上主對非人動物的救贖，反將他們壓迫。

原來已有一段日子沒有在這裡

原來已有一段日子沒有在這裡. 先貼上剛完成論文摘要, 日後更多重回這空間.

Title: A Religious Politics and/or a Political Religion: A Case Stud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in what ways Humanistic Buddhism in China can be a political relig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its religious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sider that Humanistic Buddhism is useful for Weiwen (maintaining stability), for it has indigenous nature, no authority outside the country,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potential for religious tourism and cultural values. Humanistic Buddhism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scourse of Weiwen.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Buddhism finds its a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tate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to push forward the Buddhist reformation initiated by Master Taixu, that is,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has created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 game in which each, in its own interests,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other, and the interests of one sometimes require it first to work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Nevertheless, politics and religion are different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tension is avoidable between them. In a reciprocal relation, not negotiated relation, the goal of the more dependent actor, that is, Humanistic Buddhism, is not to achieve the equal power in an unequal exchange relation, but rather is to develop and sustain its religious politics as much as it can. There are three concerns of religious politic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namely, autonomy, authentic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re are signs that Humanistic Buddhism is still able and possible to enlarge its autonomy, maintain its authenticity and extend its inclusiveness, but all these have to subject to the discourse of stability. I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usage, stability is a subjective state of being and can thus be defined by the state whatever it lik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