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港澳辦、中聯辦和教育局局長對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言論和行動使我們極度擔心。他們口口聲聲說，不准將政治帶入學校，但他的行動本身已是一個政治行動。他們對教育的關注，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性格和身份。人才可以從其他地方招募，但性格和身份就不可能。性格和身份的重要，因為他們決定這個國定或地區不可被取締的主體性。沿著這對教育的理解，我們會如何理解神學教育？
基督徒中有一種講法，接受神學教育因為要裝備，服務上主和教會。另外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接受神學教育是回應上主對他的呼召，作傳道牧者。這種對上主委身態度令人欣賞和羨慕，但以上理解有意或無意將神學教育工具化。神學教育工具化不是不應該，因為一個傳道牧者不可能不懂講道、帶領崇拜等。但問題是：當某神學院的神學教育並不如期望中能裝備學習者服務上主和教會，並當傳道牧者時，這所神學院提供的神學教育是否出了問題呢？所以，有基督徒批評某些神學院的神學教育過於學術，甚至曲高和寡。不幸地，崇基學院神學院是曾被或被批評的對象之一。事實上，我們的課程沒有教你帶查經班，講道學和崇拜學不是必修，輔導技巧訓練有限。若從事神學教育工作者沒有計劃將課程變得實用性時，所謂的裝備應是甚麼意思？
按我起初說，教育的核心不應是培育人才，應是培育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性格和身份。這兩者不是排斥，但有核心與非核心之別。神學教育的核心是要培育教會和基督徒的性格和身份。於我來說，這牽涉二個責任。第一，神學教育是記憶的教育，即守住記憶，並成為這記憶一部份。查實，神學教育課程中的聖經研究、教會歷史、神學建構和實踐神學就是一個記憶的教育。其中牽涉選擇記憶甚麼、如何認識和詮釋記憶、如何重構記憶、這記憶與個人記憶的互動、如何向這一代傳遞記憶。記憶不是一次完成的事，不但因為我們選擇記憶甚麼和如何詮釋記憶都離不開我們受身處的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種強調或偏見，更因為生活遭遇可以豐富，也可以扭曲記憶。在記憶過程中，教會和基督徒認識自己跟其他群體的不同，並以這記憶詮釋世界。面對國家安全法將要在香港立法和施行時，對耶穌基督的記憶讓我們肯定上主對個人和受欺壓者的愛勝於祂對作為社會制度的以色列國愛。那麼，如何肯定國家安全會為人民帶來安全，而不是保護當權者利益？數天前，行政局成員葉劉淑儀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她說「要相信祖國、相信基本法」，但我會更傾向說，唯有國家受人民監管或人民也可決定國家才會相對地肯定國家安全會為人民帶來安全。
第二，神學教育是一種生命的教育，讓人有承載痛苦或悲劇和傳遞希望的生命力。這是基督徒的性格和身份。承載痛苦或悲劇，不是逃避，不只是因為痛苦或悲劇是人生一部份（例如，天災人禍），更因有勇氣講真詬和堅持真理而要承擔的結果。所以，承載痛苦或悲劇有一定是選擇結果。然而，神學教育也是希望教育，因為耶穌基督是受苦的基督，也是復活的基督。希望就是在眾人認為沒有可能仍相信有可能，也是在眾人認定這美好可能會發生時，卻相信不止如此的可能。神學教育就是培育和傳遞這份生命力。跟一位在南蘇丹當宣教士的香港女子談話，她在一條極貧窮鄉村的學校工作。她分享，相對於男生，女生能完成中學是較少，因為他們很多在10多歲就被嫁了。此外，當我們常說，教育可以脫貧時，當地經濟根本不可能給他們任何工作。我問，「我明白教育本身是有意義的，但我想知道教育帶給他們在生活上，有甚麼具體意義。」她回答，「不發工資是日常，務農不一定有得吃，要有收成，又不被搶．．．無力惑很大，面對蝗災，我們無所作為。」最後，她引用一位神父分享，「（教育）呼籲學生，特別是男生，必須努力捍衛家中女生，要有勇氣勸長輩，不要為了牛而犧牲姐妹，免得她們被逼嫁人，放棄升學。」他們的服務展現了承載痛苦或悲劇和傳遞希望的生命力。
神學教育是裝備，但這不是以工具性或功能性為主的裝備，而是以記憶的教育和生命的教育為核心的裝備。不論那在神學院提供的神學教育還是在教會提供的，接受神學教育不純只屬於那些被呼召當傳道牧者的選項，更是基督徒要有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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