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於2020年6 月30日頒布以來,香港的公開遊行活動明顯減少。這不僅因為籌辦者顧慮觸犯國安法,更因為警方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審批更嚴格。政府以「由亂到治」,再邁向「由治及興」來形容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局勢。2025年6 月17日,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截至目前,共有332人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即平均每年約66人。以警方每年拘捕約3萬人計算,涉國安法的僅佔0.2%。他認為,這反映出國安法實施是謹慎和認真,只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前保安局長、新民黨議員黎棟國指出,一般市民奉公守法,「根本不會有機會觸犯相關罪行」。然而,這真的是香港市民的共同經驗嗎?我有朋友工作的非政治組織和媒體因國安法而無奈地結束;有朋友選擇移居海外;有從事教育的朋友因此辭職;也有關心社會的朋友選擇沉默,不再對政府施政發表意見。這些現象究竟反映他們「身有屎」、國安法的有效性還是公民社會的萎縮?
在一個處處以「國家安全」與「愛國者治港」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中,我們該如何生活?作為以神學為志業的人,我關心不僅教會如何在這樣環境中活出其生命力,更關注神學如何詮釋當下社會的靈性和踐行,並參與其中。神學詮釋不僅是一種知識技巧,更是一種靈性,關乎辨識聖靈的工作。本文將聚焦於:神學如何在當下的政治與社會處境中,詮釋其中的靈性與踐行,並尋找信仰與公共生活之間的可能交會。
「圍爐」
「圍爐」是近年社會常見的詞彙,其核心是一群人走在一起,彼此給予時間、問候和照顧,達致互相打氣的效果。「圍爐」往往是非組織性的、自發的,甚至短暫的。「圍爐」向受創傷者傳遞一個訊息:無人是孤島,我們有彼此,並每個人都能為他人做點事。隨著時間推移,「圍爐」出現了兩種發展趨勢。第一,「圍爐」不停在吹水和即興層面,更有計劃地發生。例如,讀書會、電影分享會。「時代艱難,讀多啲書飲多啲水」漸漸成為「圍爐」的理念之一。第二,「圍爐」一詞漸漸被建制派和政府挪用,例如,將某些網上節目命為「圍爐」。前者的「圍爐」帶有提升生命質素,後者的「圍爐」以宣傳為主。
說回來,「圍爐」為政治格局引入一個重要元素,即強調政治的有效性不應掩蓋對人的關懷。我認為「圍爐」與基督教的聖餐有深刻相似之處。一方面,聖餐中強調參與者之間的合一、彼此相愛和寬恕與對差異的慶祝,為「圍爐」提供了靈性上的參照。事實上,「圍爐」也可能形成排他性的小圈子,即異見者有他們的「圍爐」,親建制派者亦然,甚至不同異見者之間也各自為營,彼此對立。「圍爐」本意是團結和支持;反諷的,它可能無意中強化排他主義和分裂。聖餐禮所彰顯的共融和團契,不僅促進真正的「圍爐」,也批判那種建立在二元對立、妖魔化敵人與排斥多樣性之上的「圍爐」。
另一方面,「圍爐」的自發性和適切性行動,啟發教會如何在人的真實場景實踐聖餐的意義。我認為教會的合一運動本身就是一種「圍爐」,但合一運動不僅是教會之間的合一,更是在基督裡,眾生萬物的共融與同歸於一。因此,教會要思考如何與社會的邊緣群體「圍爐」或如何參與已經發生的各種「圍爐」,並從中要作出自己根本性的轉化。
「圍爐」關乎人與人的連繫、人與人的彼此鼓勵。他們卻孕育出一場社會靈性運動,即政治是對人的關懷。無論時代多麼艱難,我們不要放棄對人的關懷。「圍爐」提醒我們有彼此。
「初心」
「初心」是另一常聽到的詞彙,意思是「真心、最初的意圖、起初的願望」。在艱難時代,香港人以「初心」彼此勉勵,試圖克服挫折和無力感。守護和堅守「初心」成為當代香港人的一個存在課題。我欣賞香港人這份對「初心」的關注和肯定,因為「初心」為這座城市注入生命力。像大船的錨,「初心」讓人在風雨漂遙的時代,人仍知道他們所堅持,並藉此保持清醒。所以,我認為「初心」是一場社會靈性運動,挑戰一個只講功利、享受和意識形態的社會。然而,「初心」究竟是甚麼?若不同群體會各有其「初心」,甚至彼此間有衝突時,我們如何界定「初心」呢?個人的「初心」是否不可轉變?「初心」是否也可能演變為一種情感或道德勒索?
查實,香港人對「初心」的關注並非新鮮事。以六四事件為例,對某些人而言,立場的堅持就是「初心」的體現(當時未使用「初心」一詞),即不可改變、不能改變的信念。改變立場即被視為背叛。但對另一些人而言,「轉軑」不是甚麼一回事,或許,因為他們從沒有「初心」或從不看這事是他們的「初心」。那麼,「初心」到底是甚麼?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提供一個參考。他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主。」(馬太福音5:8)。在猶太傳統中,得見上主取決於一個人是否遵循宗教潔淨和不潔淨律法相關,但耶穌指出另一條道路,就是清心。即使根據宗教律法被視為不潔的殘障者,只要清心,也能見上主。然而,清心並非道德上的無瑕,否則,這淪為宗教改革要批評的行為稱義。清心是一種靈性狀態:沒有虛假、不以自我為中心、真誠地尋求上主,並願意讓神轉化生命。清心是一場向外敞開、面向他者的靈性旅程,不被私慾所污染的靈性狀態。所以,若一個人的「初心」缺乏對他者的開放與關懷,那便不是「初心」,而是野心、偏執或自我中心的投射。按以上理解,「初心」的重點不是可變或不可變,而是每一刻向上主、真理和愛重新開放的邀請。
在艱難時代,仍有很多香港人努力守護他們的「初心」,向真理和愛重新開放,活出磊落光明,並嘗試不同創意行動,實踐對人的真誠關懷。他們向教會展現了甚麼是清心的人。
政治生活形態
黃色經濟圈曾是香港人理念和實踐。簡單來說,它以消費作為政治參與的方式。它可被視為一種「消費逆權」或「良心消費」,其背後蘊含對公義、自由與身份認同的追求。我們無需將黃色經濟圈過度浪漫化。事實上,曾有部份所謂的黃店之間存在競爭,爭相證明自身更「黃」;亦曾有些黃店餐廳沒有專注提供優質食品、服務水平或勞工權益。雖是如此,但黃色經濟圈仍為生活開拓了新的可能。第一,市民意識到,消費本身可以成為實踐價值的方式。這是一種對充權的體驗。第二,價值觀融入日常生活,轉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無形中深化了對理念的認同。第三,生活方式的政治性既可個人化,也可集體化,具備宣傳、動員與集體行動的潛力。例如,在多家媒體停運後,新媒體透過眾籌或 Patreon 模式持續運作,而市民的有意識訂閱正是一種政治生活形態的展現。或許,黃色經濟圈未能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它無疑肯定了公民的力量——在日常中實踐信念,讓價值不只是口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黃色經濟圈是一場由自我意識和個人生活方式轉化驅動的運動。在神學層面上,我認為它與「基督徒的彌賽亞式生活」的概念存在某種共嗚。「彌賽亞式」一詞本質上指向基督,而基督論的核心是基督是主。「彌賽亞式生活」意指教會作為盼望之民,在對基督的歷史記憶和對其國度的盼望之間生活。在這居間期,信徒展現出一種以開放、平等、自由、友誼和和平為特徵的生活樣貌。這不僅是另類政治的展現,更挑戰當下政治現實。這樣的神學視野,與黃色經濟圈的實踐產生了互補與啟發作用:第一,基督徒的彌賽亞式生活補足黃色經濟圈所追求的價值內涵,將信仰中的公義與和平具體化於日常選擇之中。第二,黃色經濟圈則讓彌賽亞式生活不再停留於宗教理念或教會內部生活,而是成為一種可實踐於日常的生活方式,讓信仰走入街頭。從此來看,教會的門徒培育就是一種政治生活形態。
這是一場社會靈性運動,不但因其根值於日常生活的,更因其承載價值的引導與召喚。
文化框架觀點
近幾年,香港人孕育出的「圍爐」、「初心」以及政治生活形態等經歷,並非一種迎合政治,而是一種文化框架觀點(cultural framing perspective)。所謂社會運動的文化框架觀點,是指「一群人有意識地採取策略性努力,形塑對世界和自己的共同理解,從而作出和推動集體行動。」這些框架透過「隱喻、符號和認知線索,闡釋問題,並提出可能的應對方式」。「圍爐」、「初心」以及政治生活形態正是這樣文化框架。它們提供了共同理解的基礎、發掘了自己資源、釐清問題、確立目標和行動。參與「圍爐」者或許背景各異,但因為「我們有彼此」,他們積極推動「圍爐」文化。這是情感連繫。為了守護「初心」,香港人選擇磊落光明地生活,並努力成為最好的自己。這是道德釐清。政治生活形態則見證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建立公義社會貢獻一份力量。這是集體抗逆的力量。「圍爐」、「初心」以及政治生活形態的共同特徵是它們更多關注情感層面,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互動,而不僅僅專注於政治機遇或動員結構。所以,這是一場以靈性為本的社會運動。正如謝波德(Benjamin Shepherd)提醒我們,「改變根深蒂固的壓迫體系,需要情感態度和智力態度的轉變」,而這場由「圍爐」、「初心」以及政治生活形態等所構建的一場社會靈性運動,正是推動這轉變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