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不知是第幾次再到蘇格蘭的格拉斯哥,但今次的重臨有別於以往。以往的重臨多屬於一份回憶,一種重拾昔日的感覺,而今次重臨是向前,因為在人的參與下,地方的意義變得流動和在製造中。後者之可以發生,因為人與地方的關係不再是一種記憶,更是一種參與性的生活在地方具體地發生了。前者傾向停止,後者傾向流動,而這兩者之可以重疊,因為格拉斯哥大學是我的母校,而女兒也選擇在這大學就讀。我的向後和她的向前就在當下相遇了。當下是時間,也是地方。
雖然曾住在格拉斯哥有三年的時間,但我原來對它的認識仍很少。說到底,我當時只是一個學生,而非居民呢!雖是如此,但慶幸當年,我主要參與的教會不是在市中心,也不是華人教會,以致走動的地方多了。原來,只有與人產生關係的空間才是地方(例如,命名就是地方出現的開始)。那麼,不同人對同一個地方可以有不同的感覺和反應,而所謂集體回憶多是以建築物在地方出現來形塑某一種回憶。或許,香港人對二○○三年的「沙士」仍有很深刻的記憶,但在沒有以建築物在地方佔有空間下,這記憶將會逐漸消逝,變得模糊。博物館就是一處將某時間與地方再製造的地方。
說今次蘇格蘭一行是要協助女兒安頓,倒不如說是讓她認識和分享我的回憶。某層面來看,我的回憶是對她一種限制,甚至可能有指導性。然而,人的主體不是由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自主來決定,反而在於對遺傳的回憶之認識、感謝,並按自己的經驗對回憶的再製造而實現她的主體。我相信我的回憶也會因她對回憶的再製造而產生變化。
(來源: www.christiantimes.org.hk 2010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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