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理性往往是人對人一個很重要的界定。在笛卡兒（Rene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下，以思考或理性作為對人的理解得到更全面肯定。然而，這樣對人的理解卻沒有照顧某類人士，例如，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者、智障人士和植物人等。當然，這類人士不是沒有思考或理性能力，因為每名病患者的病患程度都有差別。雖是如此，但當理性被視為對人最重要的體現時，我們社會已漸漸不懂和沒有忍耐，與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者、智障人士和植物人等共存，甚至排斥他們。
他者的倫理
按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理解，他者不是陌生人，而是那不可完全知道，並不可以成為我的客體，受我支配和控制。他者的獨特性不是一種個人主義下的自主性，而是他者的不可約化之關係。不只於此，當他者與我面對面相遇時，他者的面容向我發出不可逃避的呼喚，讓我在其中發現獨立於或先於我的主體性。對列維納斯來說，「他者用以表現自己的方式超出了『我之中的他者』的觀念，我稱之為面容。這種方式不在於把我注視的他者顯示為主題，也不在於去陳列構成形象的特性總體。他人的面容隨時摧毀並擺脫他給我們留下的可塑的形象。｣ 就著列維納斯，鄧元尉評論：
在這社會關係中，無限者的外在以一種不可抵抗的方式顯現出來，但不是顯現為權力，而是顯現為一種亳無任何防禦的他人的面容，這面容向自我道出一無法否決的道德令式：「不可殺人。」
當我們站在他者面前，我們便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內疚的狀態，這狀態使我們無法坦然地行使自己那絲毫不去顧念他者的自由。
他者的倫理是一種責任倫理，也是真的主體性。不論我們持甚麼態度回應，他者的面容要求我們回應。有別於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強調一種我你親密關係的倫理，列維納斯卻強調與他者距離的倫理，但這距離不是疏離，反而是一種對他者的尊重。一方面，列維納斯帶出他者不只是以其神秘性向我們顯現，更是一種呼喚和命令出現。因此，距離帶來尊重與責任關係。另一方面，列維納斯帶出他者不是由我對他的界定，反而我被他者界定。原來，我是一個走向他者的關係中的我，而不是以自我中心存在的我。此刻，我體驗我不是由自我的自覺構成我的道德主體，而是來自他者。這倫理關係不是基於平等或互惠，而是一種對他者的仰視。
縱使他者的面容向我們發出呼喚，但在自我中心的世界中，他者是被壓制，甚至被視為對我們的自由和秩序一種威脅，因為同一（sameness）是社會的傾向，而在本文的關注下，對同一其中一項理解是理性。在同一的思維，人用不同方法消滅他者，但列維納斯說，
（暴力不只傷害和殺害人），更使人扮演一個他們已不認出自己的角色，使人不但出賣他們的承諾，更出賣他們的本質。
這解釋了殺人者在殺人時將自己的人性殺了，排斥人者在排斥人時也排斥自己的人性。
陌生人的他者.......
在他者下的教會.....
精神健康的社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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