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命教育不是學校場景下教育工作者的專利，反而是任何一個人都參與生命教育和任何一個場景都可實踐生命教育。那麼，刻意以生命教育作招牌的只不過是針對已存在於社會的反生命之傾向和行為，而不是要奪取對生命教育的話語權。所以，本書只是整理這三年參與生命教育，從中探索生命教育的小嘗試。
近十年來，教育界開始以生命教育為題推動以人文為核心的教育。如起初所說，生命教育不只屬於教育界，更屬於其他界別，包括社福界、醫療界、商界、餐飲界和服務界。所以，雖然本書的寫作背景是教育界，但我在寫作時，儘量包容，以致非教育界也能分享其中的故事。說回來，教育界如何理解生命教育？臺灣教育界在孫效志教授帶領下，以人生三問勾劃高中學生生命教育的內容和方向，即「人為何而活」、「人應如何生活」和「如何才能活出應活出的生命」。若有人生三問，有人提出人生三態，即生存、生活和生命。生存是一種本能，是人存在於社會的首要條件；生活是一種方式，是人存在於社會的終身追求；生命是一種概括，是人存在於社会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享受生活；人之所以要享受生活，就是要點綴自己的生命。除人生三問和人生三態外，正向心理學以愉快人生（pleasant life）、美好人生（good life）和意義人生（meaningful life）來描述快樂人生的基本。簡單來說，愉快人生是人能夠成功在生活中獲得各樣正面的情緒，包括快樂、自信、平靜、滿足等；美好人生是能夠在各種生活的重要環節上（包括家庭、人際關係、工作、子女管教等）運用我們個人獨特的長處和美德；意義人生是找到人生的意義。
以上對生命教育的不同焦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發問。一方面，發問帶出人的存在，而存在使人發問。另一方面，發問是不會終止的。找到答案就產生新的發問，所以，生命教育是沒有最後定案。
本書選擇以兩個主題來詮釋生命教育，分別為生命的本源與朝聖之旅。生命的本源是關乎說故事、聽故事和重說故事。第二，生命的本源是身體和在地（embodiment）。最後，生命的本源是快樂與悲劇混合。生命是故事，不是因為故事是一個工具，而是因為生命是故事（being as in event）。我們只有在聽故事和說故事體驗生命，找回自己生命的位置。一方面，生命是故事拒絕將生命化約為一系列價值；另一方面，生命是故事提出我屬於甚麼故事的問題。除了生命是故事外，生命必然是身體和在地。否則，這不可能稱為生命。身體與在地要求我們從生理、心理和社會處景認識和活出生命。生命不純是意志和道德的問題，因為意志和道德也是身體性和在地性，即受他們所影響。最後，生命充滿含混。即有快樂，有悲劇；有慶祝，有哀痛；有感恩，有埋怨。如何在悲劇時仍對快樂有追求？如何在快樂時仍顧念在悲劇中的人？這是人生一大學問，也是生命的弔詭。
本書的第二個主題是朝聖之旅。朝聖之旅牽涉目的地和旅程。我沒有嘗試為閱讀者提供朝聖之旅的目的地，因為這是每個人要自己回答的，不可代辦。又縱使一個人暫不知其目的地，他仍然要走。所以，我集中探討朝聖之旅的旅程。其中，我認為有三個重要元素，分別為活得悠然、向他者開放和改造性踐行。活得悠然所關心的，就是找回生命的樂趣。它關乎心靈素養，即一種欣賞力、創造力和滿足感。我分別以閒暇和旅遊作為例子嘗試展現心靈素養的質素。選擇閒暇，因為這是工作時間長的香港人所嚮往的；選擇旅遊，因為這已是現代人的生活特性之一。除閒暇和旅遊外，閱讀、烹調、農耕、攝影
… 等等也是對活得悠然的體會。
朝聖之旅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旅程。他不但需要有同行者，更在旅途中，他會遇上不同的人。那麼，向他者開放不僅是一個道德課題，更是一個存在課題。即我只有在向他者開放，我才認識自己的存在；我只有讓他者進入我的生命，我才認識體現真我。查斯（Jonathan Sacks）說，「我們在陌生人臉上遇見上主。我相信這是希伯來聖經對倫理單一最大和最違反直覺的貢獻。」[1] 在這部份，我選擇與老人痴呆者和特殊需要學童為例說明。他們讓我認識甚麼是人格、相互倚賴性、陌生世界、生命的驚訝 … 等等。有興趣者，可閱讀本人另一拙作，《不正常信仰－身體、身份與政治》（學生福音團契，2008）。
最後，朝聖之旅必牽涉改造性踐行。知行合一是其中一個課題，但我比較關心的課題是：（一）勞動在生命教育的角色；（二）參與社會改造的踐行與生命教育的關係。我選擇以台灣東海大學的勞作教育為案例探討勞動在生命教育的角色。我接受東海大學對勞作教育作出的教育反省，但我更認為勞作教育是對輕視勞動力社會的批判。另一文章是探討發生在2009和2010年的苦行。苦行是一場反對政府計劃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社會運動。生命教育必驅使學習者對公義的追求；與此同時，在追求公義之時，我們正進入生命教育。
這書不是一本生命教育的入門，所以，我沒有交代生命教育的歷史。在學理方面，本書也欠缺系統陳明。此外，我也沒有提供一些實踐方案。相反，這書的目的是要刺激閱讀者對生命教育的想像，從而在其人生場景中思考可能的踐行。事實上，生命不能化約，反而甚麼都可以是生命教育，任何人也參與自己和他者生命的建立。我喜愛這種看似零亂的生命教育，不但因為生命就是沒有一定系統要跟隨，更因為教導者與學習者在互動中一同成長和一同發現。
我得以以較明顯身份進入生命教育的領域不能不提兩位同道。第一位是盧龍光院長，他努力倡議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成立優質生命教育中心，而同時，找我當上主任一職。因有這平台，我就順勢發展不同與中學生有關的生命教育課程和計劃，其中包括《我是我的身體》（2010-12）、《和平教育》（2011-12）、《文化教育－生命培育與身份建立》（2011-13）等計劃。第二位是鄭漢文博士。他邀請我以不同形式參與他帶領有關生命教育的計劃和課程，從中認識更多同行者。他更是我生命的同行者，分享生活點滴。
最後，多謝盧龍光院長、鄭漢文博士、曾煥棠教授和趙星光教授等賜序或推薦。
龔立人
201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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