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苦難和苦中作樂 (歌羅西書一24)

 

共存的生活倫理是因無奈，不是因歡喜，所以，實踐者避免不了要有承受苦難的忍耐力。

有些人較能忍受身體痛苦，但有些人卻不能。恰當的止痛藥對舒緩身體痛苦可以有很大幫助。然而，藥物對情緒的痛苦的幫助很有限，特別因不公義而受到的苦難。例如，因不公義遭開除、因不公義受到身體傷害、因不公義遭誣告等。面對不公義，當事人不應沉默、不應為不公義提供合理性。我們要抗議、要不服氣。但長期的抗議和不服氣可能會令自己很累、很沮喪。尤其當社會和親友認為當事人的苦難是自己做成，與公義無關時，當事人承載苦難的忍耐力會容易減退，甚至陷於自我懷疑。

以上情景使我想起歌羅西書作者曾說，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很快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補滿基督未盡的苦難。（一24，和合本修訂版）

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天主教思高譯本）

這是不容易解釋的聖經，因為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已完成，也完滿，不須任何人補充。再者，人的救贖，一切全賴恩典。在這前提下，這經文有三個可能解釋。第一，作者要表達他受的苦難像基督的苦難；第二，作者與基督有一份神契的聯合；第三，作者要表達他效法基督。那一個解釋較準確不是這文章可以處理，但這經文特別為那些因無奈和不公義的受苦者提出一個可能，即他們以不同層面參與耶穌基督的苦難。縱使耶穌基督的苦難與其救贖有關，但這高尚理由不能合理化他受苦的不合理、不公義、無奈。有時候，苦難的不合理和無奈是無法解釋。以上解釋不是要鼓勵受苦者接受無奈和不公義的受苦，但希望有份參與耶穌基督的苦難一事能為他們增加一份面對苦難的承載力，即我們各人要背自己十字架（可八34）。

            忍受苦難包括要有苦中作樂的能力，這是一份生命的創造力。這使我想起一件事。在種族隔離政策下的南非，政治犯人被囚地方之一是羅布恩島（Robben Island）。曼德拉在其27年被囚生涯中，有18年在此度過。經過一段時間爭取，監獄最後容許足球活動舉行。1966年，被囚者組織了麥加拿足球協會（Makana）（麥加拿於19世紀被囚於此），並按著世界足協規則規劃。麥加拿足球協會下有數支球隊，並分成兩級制，按成績有升降制度。他們有球員、球證、觀眾。前南非總統祖馬（Jacob Zuma）（2009-2018）曾是麥加拿足球協會下流浪球會隊長和球證。足球比賽為在長期監禁者提供樂趣，並他們在受苦日子仍可以有歡笑、目的和盼望。這是不能被奪去的喜樂，但這喜樂沒有改變他們對不公義坐牢的不合理性。

《基督教週報》，2020年11月6 日

「作為」與「不作為」的勇氣

 

一般來說，人們傾向將作為連於勇氣，而不作為是沒有勇氣之表現。例如，人們會講「要有講真話的勇氣」，甚少講「要保持沉默的勇氣」。然而，不作為是缺乏勇氣的表現嗎？不作為沒有甚麼值得要學習嗎？這使我聯想起猶太人的安息日傳統。

簡單來說，安息日就是不作為。在安息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牛、驢、牲畜，以及你城裏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休息。」（申五14）以西結書描述安息日是上主與以色列人的記號（結廿18-20）。事實上，當時的社會只有以色列人才有安息日的安排。所以，以色列人很容易被認出來。安息日可以如何幫助我們思考不作為的倫理。回答這問題前，先讓我補充一點。按亞里士多德理解，德性關乎中庸，即不多，也不少。例如，多了的勇氣是魯莽，少了的勇氣是怯懦。不多，也不少是一個處境課題，只留待當事人在當時的判斷。然而，辨識力和智慧是德性的人之必備；否則，他也未能有中庸的判斷。

作為需要勇氣，但不是一切作為的勇氣都必然是有德性、辨識力和智慧。例如，有勇無謀就是沒有辨識力，甚至只有感情用事。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不是作為的勇氣，因為他殺害無辜者已不是德性。另一方面，有些人的作為只是馴服，與勇氣無關。所以，除了作為外，我們要從不作為認識有勇氣的德性者。不作為不必然是因膽小、無立場和不願付代價，也不必然是認命，反而是一種忍耐和等候的結果。甚至在某些情境，不作為是一種拒絕。忍耐是對受情感主導的作為一種壓制（例如，不甘)、等候是對不知何時才出現的合適時機之相信。不作為的勇氣就是認識和接受有一些事，急也急不來，不被這些急也急不來的事牽著。這不是認命，而是等待時機。

不作為的勇氣不是無力者和無能者的生存之道，而是選擇放下對事物的控制，並準備承擔可能因不受控制帶來的麻煩。作為牽涉目的、策劃和執行，作為是一種結果導向的思維。某程度，作為是一種控制的意識。在這背景下，不作為的勇氣就是放下控制意識，為自己和對方騰出空間，從而讓不同可能產生。很多時，不是我們主動選擇不作為，而是被迫，甚至出於無奈。當別人，甚至自己以為我們的不作為是被打敗的意思時，我們卻在不作為中得了休息、啟發、轉化，不受勝與敗所規範。

說回來，不作為也是一種作為，不作為只是以人們沒有預期和不受注意的方式表達其作為。那麼，甚麼時候適合作為或不作為？又甚麼事要有作為或不作為？我沒有預先答案，這是每個人要作的判斷，但安息日為不作為為我們提供一個想像，即縱使因外在因素，人被迫要有不作為，但原來，在不作為中，上主與我們一起在安息中，在不作為中培養作為和不作為要有的德性、辨識力和智慧。這是被囚者向我的教導。

共存的生活倫理（耶廿九1-14)

面對耶路撒冷滅亡和消滅他們的巴比倫帝國，上主藉耶利米向被擄猶太人說，「你們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開墾田園，吃園中所出產的；要娶妻生兒養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你們要在那裏生養眾多，不可減少。我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廿九5-7）

王室人員和有強烈猶太人主義思想的多不會歡迎上主的話，因為這話容易令人民失去反抗意志。結果，以色列復國就變得渺茫。被擄是一種侮辱。至於老百姓，他們可能很歡迎上主的話，因為在猶太王統治下，他們的日子並不好過。被擄為他們帶來盼望，因為終於可以換統治者了。亡國是好還是壞，沒有一定。

猶太人被擄遭遇是因他們違背上主吩咐所致，所以，猶太人亡國是上主懲罰，罪有應得，但這不等於其他有亡國經驗者都要採納耶利米建議，即先要認罪悔改，「為這城求平安」。例如，亡國百多年的波蘭就以受苦基督詮釋他們的遭遇。他們視波蘭是「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補滿基督未盡的苦難。」（歌一24）他們選擇反抗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統治。「為這城求干安」是一個普世理論嗎 ？我不認為是。那麼，猶太人這段在陌生地生活的經驗對我們有甚麼意思？

第一，被擄的猶太人和遭瓜分的波蘭向我們見證，「上主在那裡，盼望就在那裡」。「你們呼求我，向我禱告，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廿九12-13）。猶太人會堂是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後和被擄後出現。敬拜上主沒有因地域限制而消失，反而可以在陌生地出現。

第二，培養「共存」（live with）的生活倫理。以患癌症為例，共存不是歡迎癌症，也不是不抵抗癌症，而是在沒有能力消滅癌症下，不陷於被癌症的不友善和侵略性嚇退。即不陷於過於樂觀或過於悲觀。共存是不在現實以外和旁邊生活，卻在現實其中，接受掙扎、張力、矛盾是當下狀態。縱使被打敗了，我們仍是不亢不卑地生活。

共存的生活倫理的核心不是 James Scott 所講的「弱者的武器」，也不是平衡，而是以德性倫理的中庸，保持有「作為」和「不作為」的勇氣；有忍受苦難和苦中作樂的承載力和創造力；有辦識和發揮在黑暗中微光的想像力；有保存清心和不服氣的心靈。查實，教會對共存的生活倫理並不陌生，因為教會是終末群體，即它不屬於世界，卻在其中。靠聖靈能力，讓我們以共存的生活倫理，為生活在這城的人求平安，不只是「建造房屋、開墾田園、結婚生子」。

虛假與真誠「主僕」

如何詮釋入與上主的關係？藉著耶穌基督的啟示，我們可以稱上主是我們的父親（太五48）。有信徒更進一步說，上主也是我們的母親。稱呼上主為天父、天母是超出我們的想像，因為上主與我們的關係竟然可以如此親密。另一種關係是朋友，這是耶穌對我們的稱呼（約十五15）。朋友的重點不是臭味相投，而是那份對陌生人的接納，甚至願意為朋友捨命。今天路十七 7-10提出上主與我們關係是主人與僕人。經文的重點是針對那些自以為義的法利賽人。他們忘記了他們在上主面前，沒有甚麼可誇。然而，應用這段聖經時要額外小心。

這比喻反映耶穌時代的奴隸文化和實踐。在當時社會，奴隸只是一件工具，可供買賣，沒有自主、沒有參與公共生活權利和沒有尊嚴可言。所以，這比喻描述奴隸完成了辛勞的勞動工作後，沒有休息機會，就要為主人預備飯菜一事與不仁道無關。此外，主人與奴隸的階級界線很嚴格，主人不會照顧奴隸的需要、不會與奴隸同席食飯，也不會多謝奴隸的辛勞。奴隸只是工具，不是人。因著法利賽人的自義，耶穌用了當時的奴隸文化詮釋上主與他們的關係是可理解的。但若耶穌的對象不是他們的話，我認為耶穌不會用奴隸的比喻。例如，面對今日在香港工作的外傭，耶穌絕不會用這比喻教導他們。保羅提醒我們，『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羅八15-16）可惜的是，我們沒有留意這比喻的特定對象，將主僕一語一般化應用和理解。最後，這製造兩種扭曲。

第一種扭曲是信徒不自覺地視自己是主人，教牧是他們的僕人。信徒中有一種奇怪想法和做法，即給教牧較好薪酬會養懶他們，又給教牧較好薪酬不會找到真誠上主僕人。真正上主僕人是不計較待遇，要準備受苦。同時，牧者因要證明自己是上主僕人，教牧多選擇不討價還價、不講勞工權益，甚至認為要求合理對待是有辱上主僕人之名。結果是，上主僕人成為對教牧剝削的美化詞。若因教會經濟匱乏，給教牧較低薪酬是可理解和可接受，但「低薪養真誠」是很奇怪邏輯。更重要問題是：為何上主僕人只適用於教牧？這不應是我們每一個信徒都是上主僕人嗎？「你們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為主做的，不是為人做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作為賞賜。你們要服侍的是主基督。」（歌三23-24）那麼，為何信徒可以在其工作討價還價和跳槽，但教牧不可以？為何教會的生活要有另一種邏輯呢？邏輯在那？這另一種邏輯反映教會的神聖領域還是以神聖合理化不公義？教會需要認真思考。

第二種扭曲是教牧以上主僕人掩飾仍保留在他們的法利賽人之自義。即成為上主僕人是一種尊榮，因為他們是被上主選上的，他們是上主的代表。試看看有專為上主僕人的教牧安排的隆重受職、按立和差遣禮，但信徒沒有因其生活轉變有任何禮儀。結果，上主僕人漸成為特權階層，而「主僕」是高舉自己身份的謙稱，與真誠謙卑無關。他們不是牧羊人，沒有為羊捨命（約十11-13），反受羊群供養，甚至騎劫羊群，滿足其利益。不聽從他們的就被視為對上主不尊重。這些虛假教牧正手¹是馬丁路德對抗羅馬教會的重點。1520年8月，路德在《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貴族書，論基督教社會的改革》挑戰羅馬教廷，指出其權力源於三層城牆，

第一，當他們受俗世權力所迫的時候，他們就制定了教諭，說俗世權力不能管轄他們，反而宗教的權力是超乎俗世權力之上。第二，若有人根據聖經譴責他們，他們就加以反駁，說聖經的解釋，除教宗以外不屬於任何人。第三，若有人提議召開教會會議，他們就用胡言回答說，除教宗以外，沒有人能召集會議。

濫用主僕之名豈只發生在教會。今日有政府以人民僕人之名剝奪人民參與權、強化不受監管的權力。

拒絕扭曲主僕的用法不等於我們要放棄僕人要傳遞有關服侍的價值。耶穌基督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可十45）服侍是上主僕人的特質。然而，上主不需要我們服侍，服侍眾人就是服侍上主了。服侍者不介意吃虧，但拒絕為以服侍就要吃虧的論述和做法提供合法性；服侍者學習謙卑和放下自我，但這不等於不反抗虛偽的謙卑和劃分聖俗的虛偽。願上主給我們勇氣和謙卑、識見和敬虔，成為上主僕人。這不只是給那蒙召作教牧講的，更是蒙召成為基督徒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