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故事與生命寫作

 近日因關注殘障課題，我開始留意到生命故事與生命書寫（life writing）的不同。簡單來說，生命教育強調生命影響生命，因此，生命故事通常具有鼓勵性和正面性。殘障者的生命故事多會強調，雖然因身體受損而帶來種種困難，但這並未攔阻他們追求夢想，他們以堅強意志克服困難。剛結束的「帕奧」，運動員克服困難的故事就是典型的生命故事，他們是生命勇士。生命故事的內容是個人成就和突破，甚少牽涉社會不公義和社會歧視等課題。

在生命影響生命的大道理下，生命故事不自覺成為維持正常性和現狀（status quo）的重要力量。因為生命故事的重點是個人的頑強力量，強調需要改變的和強化的是個人，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則被視為次要。因當事人的不幸遭遇和悲劇，閱讀者甚少質疑生命故事的內容和詮釋。雖然生命故事是動人的，且令人佩服，但其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有限。

然而，與生命故事不同，生命書寫雖然也描述個人經歷，但在「個人即政治」的理念下，個人故事不僅表達個人遭遇和感受，更反映出社會的不公義、對殘障論述的建構過程和支援的不足等。生命書寫邀請閱讀者不只明白當事人的掙扎，更邀請我們參與其中，成為一份集體行動，推動更包容社會。這是殘障研究的社會模式。此外，生命書寫是一種陳述，讓殘障者生命更立體，填補了社會模式對殘障理解的模糊化。其中令我注意是殘障者的「無性人」傾向。身體受損帶來的生活困難往往成為我們對殘障者主要的理解，但我們忽略了他們的性需要，甚至有認為性是次要和不需要。又因性被視為一個私人課題，與他人無關，殘障者少提及。結果，殘障只約化為身體課題，間接將人切割，分為身體與性。若殘障挑戰身體與靈魂二元論述，他們也挑戰身體與性二元論述。

我並不否定生命故事的價值，但其局限在於缺乏「個人即政治」的視角。結果，個人被鼓勵了，但他對社會不公義視作為就是如此，沒有意識要改變它；反諷的，社會不公義可能被視為祝福，讓當事人成長。社會主流歡迎生命故事，因為這維護正常性，責任是個人；但對生命書寫有點抗拒，因為它處處挑戰正常性。我讀生命故事，也讀生命書寫，並留意自己的寫作，即「個人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