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5日 星期一

六四,復活與公義


(這是澳洲 Tasmania 的 Tahune 國家公園。)
面對不公義(馬加比戰爭),猶太人在主前第一世紀開始產生對死人復活的理解。因為若沒有死人復活,公義就沒有意義。雖是如此,但不是每一個猶太人都接受死人復活。例如,在耶穌時代,撤都該人(不相信復活)和法利賽人對復活就有很大爭論。若猶太人的經驗指出一個信念的產生可以是自我投射的結果時(投射不等於是虛假),基督徒就需要小心因對公義的追求而建立自己基督教信仰。若死人復活是猶太人回應不公義,基督徒又如何呢?我們對死人復活的相信,是因耶穌基督的復活,不是因我們的投射。因耶穌基督的復活是我們眾生初熟果子,所以,耶穌基督復活就成為我們一個典範(paradigm)去回應當下的不公義。

耶穌基督的復活
第一,耶穌基督的死不是一種自然生理的死,而是被殺的結果。耶穌基督之所以被殺,不是因為他做了甚麼違背道德的事,而是因為當時不公義權力容不下他對不公義之批判。耶穌基督的死是因犯法所致,但這法是不公義的法。死亡的威嚇往往是不公義權力慣用的技量,透過不公義的法律去控制人民,使他們失去道德勇氣。這事發生在耶穌基督身上,也發生在緬甸昂山素姖和六四民運人士及其家人身上。耶穌基督復活就是上主向這以死亡和暴力威嚇的不公義權力和法律挑戰,死亡被「殺死」了。因此,當基督徒認信「我信耶穌復活」時,我們是向一切以死亡和暴力威嚇人民的不公義權力挑戰。縱使不公義權力繼續用更暴力方法使人不敢認信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但這沒有改變耶穌基督復活的事實。

第二,如起初所說,討回公道是猶太人對復活的期望,但這不是耶穌對他復活的理解。不是因為公道不重要,而是因為公道可以成為報復的美化詞。因此,我認為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向我們見證他在世所選擇的路是上主的路。上主以耶穌復活來肯定公義與憐憫是世界的最後,而不是權力和殘暴。雖然復活是上主的恩典,不是人努力賺取的結果,但復活也是人努力遵守上主旨意的結果。這是為何解放神學家稱耶穌基督是上主兒子時,也稱耶穌基督成為上主兒子。因此,當我們認信「我信耶穌復活」時,這不只是一個理智與信心的課題,更是一個生活選取的課題。容許我這樣說,沒有這生活選取就不是相信耶穌基督復活。事實上,那些參與公義但未信耶穌的人已參與耶穌的復活了。

第三,耶穌基督的復活關乎終末,因為復活要諦造一個新秩序。這新秩序的特徵是關係的重新建立,包括上主與人、人與人、人與大地的關係。正因新秩序是關係性,我們就不能不提寬恕、接納、悔改和認罪。對一個你死我亡,敵我分明和沒有承擔與責任的世界,耶穌復活為它注入新的關係。然而,沒有悔改,就沒有新秩序的可能;沒有寬恕,悔改也不會諦造新秩序。因此,「我信耶穌復活」就是以推動勸人悔改和寬恕,從而建立新秩序。追究責任不是要將人拉下,而是讓對立關係可以復和。當然,在勸人悔改與寬恕過程中,我們也體驗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在悔改中,我們勸人悔改與寬恕。

我信耶穌復活
「我信耶穌復活」沒有使我們必然要批判無神論者和無神論政權,因為無神論和不信耶穌基督不是敵基督,但「我信耶穌復活」卻要求我們批判一個以死亡威脅和製造敵人的政權,因為他們曾將和繼續將無辜人民如同耶穌基督一樣釘在十字架上。

此刻,我特別想起2007年一次在北京經歷。那次,我分別認識兩位曾參與六四民運人士。第一位是在六四時被公安打斷一條腿(齊志勇)。因他失去一條腿讓人太容易聯想起六四,他在找工作或上教會都遇到阻難。為了不受政府干擾,工作單位和教會都拒絕他了。政府跟他說,若承認失去一條腿是意外,他就可以得到生活津貼,但他拒絕了。另一位朋友,因曾帶領工人參加六四民運而被拉去坐牢(劉煥文)。釋放後,他仍堅持要求平反六四,再被入獄。每到六四前後,他都被監視。六四民運帶來對人民的傷害沒有因為20年的歷史而有所減輕,不但因為我那位被打斷腿的朋友繼續被排斥、那位曾被坐牢的朋友繼續被監察和問話、那些因六四而被放逐的繼續不能回家和那些因六四被殺的繼續不容許被公開紀念等等。不但如此,在經濟利誘和國家國際聲望大增下,六四悲劇刻意被沖洗在歷史之外。

面向一個將無辜人釘在十字架和用各種方法將無辜者收起來的政權,我們認信「我信耶穌復活」,就是不向暴力的政權屈服。我們肯定反貪污、反專制和反暴力是重要價值。

「我信耶穌復活」,就是選擇站在受害者的一方,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選擇。他們是天安門母親、被拒絕回家的民運人士。

「我信耶穌復活」,就是學習更大的寬恕和接納,但與此同時,要求施暴者認罪悔改。

總結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耶穌基督復活多在殯儀館情景下理解。結果,耶穌基督復活只有個人意含,沒有宇宙意含。失去宇宙意含的基督教信仰只會將歷史交給邪惡,製造更多無辜的十字架。「我信耶穌復活」不是馬丁路德時代所批評的榮耀神學,而拒絕十字架的暴力,並相信真正的穩定不是透過製造十字架來達成,而是公義與憐憫、寬恕與接納、悔改與認罪。

2009年5月22日 星期五

公共神學在香港-靈性,斷片和敘事


這照片是我在五月份在澳洲 Yarra Valley 酒園拍攝的。當然,我亦趁機品嚐各種紅酒和白酒。

用了接近一個月,快將完成一篇有關公共神學論文(參考:4月24日研究者的生活)。跟以往經驗一樣,快要完成時,我才清楚自己的論點,也修訂起初的立場。我稱這是一種對話式寫作。對話式寫作不只關乎發現,更是與其他作者的互動。簡單來說,基於先對反公共的公共神學之批判,從而透過陳日君樞機與明光社的參與公共空間去反思當下香港公共空間情況,而得出對公共神學三個建議:
1. 公共神學要表達出基督信仰的靈性,即寬容,道德勇氣等等,而不是一般所強調的價值(例如,異性戀,一男一女家庭)。
2. 公共神學是斷片性 (fragmentary),所以,神學要認識它的限制和不全面性。所以,神學需要與其他學科整合,為公共帶來益處。
3. 公共神學是溝通性(communicative),但是一種敘事形式(narrative),而不是一種規範形式。
在正式發表之前,我分別會在6月9日在突破同工會和6月13日在公共專業聯盟分享。聽一聽其他人意見。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代,下一代和上一代


 縱使這一代可能沒有忘記,但誰人可以保證下一代不會忘記。說回來,為何下一代不可以選擇忘記?為何下一代要承擔上一代的擔子呢?但下一代是否真的有意識選擇忘記還是他們已沒有回憶?沒有回憶的忘記比選擇忘記是否更幸福還是更可憐?

一位比我大十年多的同事在她可以控制範圍下,她不會買日本貨,因為她對日本侵華事實沒有忘記。另一位比我大十年多的同事不會到日本旅行,因為到今日,日本政府仍逃避承認在第二次大戰其暴力行為。然而,當下不是有太多人仍會有他們的想法。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劇集(例如,排球女將、超人)、八十年代的日本漫畫和音樂、九十年代的日本壽司、廿一世紀的lolita做形等等已慢慢改變當時代的人對日本的觀點了。縱使歷史書仍有提及南京大屠殺,但很多人已選擇看日本雜誌。縱使仍有人喊叫保衛釣魚台,但他們已被冷笑為傻瓜。因時間產生的距離使這一代可以沒有介蒂地擁抱日本,實現中日人民友誼。這是這一代的福氣還是這一代的遺憾?

我不得不承認,對歷史的感受會因著時間、激情的維持和生活的改變等等而被淡化。不論每年辦不同活動記念南京大屠殺,甚至像南京設下紀念館,這一代可能仍不覺得他們要延續上一代的記憶。始終這一代不是那事的歷史見證人,要這一代有同樣的感受太不設實際了。坦白說,每一代人已有他們的擔子了,再承擔上一代的擔子可能太重了。雖是如此,但若可持續理念提醒我們不只是這一代的人,要為下一代著想時,上一代的擔子就提醒我們要感恩。原來,擔子與感恩是錢幣的兩面。這也是我對六四的承擔。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得左

對於申請經費做研究, 我一向反應不大. 第一, 做人文學科 (不包括歷史) 所需要的經費不多. 有錢買一點書就可以了. 第二, 找一個適合的人做研究絕不容易. 因人文學科沒有一定的方法論和觀點, 可以合作的人不易找. 所以, 人文學科比較少有合作成果. 第三, 可能因個人視野較窄, 比較少想得太遠 (與第二點有關). 做好手頭上工作就算不錯了. 因此, 十三年教學, 只申請過三次研究經費, 兩次成功, 分別為六萬與八萬. 這些錢用來買書, 添置一部電腦, 和找些學生協助. 說回來, 沒有這些錢也可以做我計劃的研究. 這是人文學科其中一個特性. 可惜的是, 在新指示下, 研究經費不再可以用來買書和電腦了. 申請興趣大減.

數月前, 被系主任邀請, 負責申請經費推動中學生對宗教的認識, 興趣和能力. 我接受他的邀請, 趕在農曆新年前撰寫了一個計劃, 題目為 宗教與日常生活--以宗教場所為核心之研習. 經過三個月, 終於得知結果. 成功, 經費 $414,200, 比申請少了8萬. 有了錢, 就要開始計劃如何將理念變為實踐. 這是有錢就有煩惱的開始. 雖是如此, 但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始終是興奮的.

明日, 小弟與內子將前赴澳洲探望那邊的胞兄及其家人. 上一次去的時候竟是1999年, 快十年了. 墨爾本變成點? 帶點似熟非熟的心情踏上旅程.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關公, 馬利亞與十字架

朋友說, '我曾任職的廣告公司已徹底墮落, 因為當生意不好和遇上困難時, 廣告公司就找風水大師幫助, 並在公司放置一個關公像.' 她繼續說, '我接受不了這安排. 若做得好和做得小心, 我們不需要靠關公照.' 她的說法好像完全接受Max Weber 的解魅論, 但我對Weber的看法有保留.

因當日的討論焦點不是關公, 所以, 我沒有立時跟她討論. 但我問, '若果關公像換了馬利亞像, 如何? 若不贊同馬利亞, 換一個十字架, 如何?' 當然, 有基督徒不會放一個馬利亞像或十字架在公司裡, 但很少會提出以 '商教合一' 理由反對. 若不反對, 關公與馬利亞或十字架有何分別. 我的朋友可能會反駁說, '放關公像的人往往想得它庇佑, 即賺大錢.' 但放馬利亞像和十字架的人是否或多或少都有這意圖? 意圖可以與錢銀無關, 但總想得庇佑. 渴望得庇佑是錯嗎? 若不是錯, 問題可能只是誰可以給人真正福祉, 而不是我朋友所提出的理由.

或許, 有基督徒會說, '我信上主, 不是因為祂庇佑我, 只是因為祂愛我.' 坦白說, 祂愛我和祂庇佑我不需要對立 (詩篇作者常常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我愛上主和我期望上主庇佑又不是對立. 我只是一個人, 一個需要被愛的人, 也是一個需要被庇佑的人. 所以, 我家和辦公室都有十字架. 甚至想投一個車牌 'Cross' . 如主禱文說, '... 使我們脫離凶惡 ...'

2009年5月3日 星期日

賽馬會

本想支持將要降班的紐卡素,但看完上半場26分鐘已完全失望。不但因為它失了兩球給利物浦,更因為我看不見它有決心要留在英超。雖然它還有未來三場比賽,我認為它留下英超已沒有意義了。早點投降,讓其他球隊可以安心地和享受餘下賽事吧!

可能要爭取暑假不休,賽馬會大洒金錢做宣傳。例如,因有賽馬,各行各業都得益(包括的士司機,茶餐廳,報紙檔等等)。但我可否用同樣的邏輯,說買K仔也使各行各業得益(包括醫院,警察,海關,記者等等)。若我的邏輯不成立,為何馬會就成立?若目的論是政治領域思考的原則,我就不知道為何我們不可支持買K,推動性工作服務,大搞搖頭派對....,因為這些也可以提高就業。我接受兩惡擇其輕的原則,也會認為馬會是較輕的惡(因為制度化可能有助減輕惡的破壞力),但不要在高失業率下,扮作光明之子。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從聖經說起

基督徒對牽涉上主的話 (聖經) 和它所代表的真理往往表演得缺乏對話精神.說直接一點,基督徒傾向以順服和認識態度.縱使近百多年詮釋學的發展使基督徒對以往聖經的唯獨詮釋持較批判態度,但他們多只集中對詮釋的討論,而不是與聖經文本開放地對話.奇怪的是,當閱讀巴特或蒂利希等人的作品時,我們被訓練與作者對話,但對聖經卻不是.所謂與作者對話不只是嘗試正確明白他的原意,更包括分析他的思想和批評他的看法,甚至要求對方改變立場(當然也包括自己)。結果,基督徒與聖經的對話多是一種「只有聖經講,我們聽」的關係.雖然我不能證明這種態度如何影響基督徒生活,但若這態度只用在聖經身上的話,這可否算為一種信仰與生活的分割呢?若不是,這又是甚麼?

以上關注帶出另一個相關課題,即不同關係和不同場景就存在不同對話模式.例如,孩子跟父母、下屬跟上司、人民跟法官等等.因此,基督徒以順服和認識態度看待聖經反映一種上主與人的獨特關係.一方面,上主是創造主,而人是受造者,更是罪人;另一方面,基督徒以順服回應上主的呼召.在上主與人的獨特關係下,以分析、辯論和要求對方改變的態度可能不適用.例如,我與子女的對話有別於與同事對話,與相熟朋友對話又有別於在學術會議中的對話.在會議室的對話有別於在床邊的對話,玩耍時的對話又有別於辯論時的對話.弄不清這些關係和場景反而會使對話失效.例如,家人在家庭的對話就不會宣讀一篇萬字論文.當然,我們仍要問,上主與人的關係是否可以以情侶和朋友形式出現.若可以的話,閱讀聖經的態度就可以不一樣了。

以上對聖經討論帶出兩種對對話的理解.第一,強調對話中的平等、沒有需要維護前設和以分析和辯論理性為主;第二,強調對話中的關係和場景,從而找到合適模式.前者認為後者防礙真正對話,因為後者的關心容易使人有太多顧慮,不可暢所欲言.更重要,對話受由關係而來的權力主導了.後者則認為前者不明白甚麼是對話,只將對話化約為某一種理性活動.若對話是人際的相遇時,我們不能不看重處境和關係.那麼,我們可否達到情理兼備的對話嗎?或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四平八穩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