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焦點放在傳媒的道德操守和言論自由時,我們也要問:傳媒傳遞甚麼內容?這兩組關注並不對立,但不儘相同。關注和參與傳媒的基督徒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我認為我們先需要對當下社會文化有所掌握,以致基督徒對傳媒的批判不陷於道德主義和基督教節目製作不淪為樣板。先讓我從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故事理解回答這問題。
故事與說故事
按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書理解,故事是一個口傳的經驗。說故事是一種人類相互交換經驗的過程。一方面,說故事者將他的經驗說出來;另一方面,當聆聽者將這故事覆述時,這故事已成為聆聽者的故事。說故事者和聽故事者是互動的。第二,說故事者是一個務實者。透過故事,說故事者公開地或秘密地帶出一些勸告,而非純為娛樂。這些故事扎根於人民生活中,並成為生活的智慧。故事所關心的不是故事中的人之命運,而是教訓。班雅明說,「故事敘事者是一位良好的顧問,但和諺語不同,他不是只為某些情況提供建議,而是和智者一樣,能為所有情況提供忠告,因為他有能力以整個生命作參考。(而且這個生命不只包含他自己的經驗,其中也有許多其他人的經驗。)」第三,藉著故事,聽故事的人找回人性的正常感情和事實的衡量尺度。然而,故事的特色不是一套原則和解釋,而是保留聆聽者自由詮釋的空間。故事的重點不在於細節的描述,所以,聆聽者更有可能轉述和豐富這故事。班雅明說,「故事保藏著濃縮的力量,而且即使是在誕生多時之後,仍保藏燦爛開放的能力。」第四,說故事者所說的故事,死亡皆是對其有效性之判決。班雅明說,「在那瀕死之人眼前,一生中的種種形象一一流轉而過,在他的表情姿態和眼神中,也突然展現出不可遺忘者,這使得臨死之人,即使他是個最可憐的惡棍,也對其本人的一生,具有任何生者都不能擁有的權威。這權威便是敘事之源。」死亡使故事變得有振撼力,也同時挑戰故事的虛無性,因為死亡讓人看清自己的一生。第五,回憶對故事很重要,因為故事不只是對聆聽者產生興趣,更因為聆聽者有責任重述這故事。重述就是製造一條傳統傳遞之鏈,但這傳遞之鏈不單追塑回憶,更引導新的討論。所以,故事不是只為交換意見,更是一個邁向明白的過程。
對班雅明來說,故事是一種靈光(aura)的體驗。靈光是一種內在於和經驗貧乏前之經驗結構。他說,「要看見事物的靈光,就是當我們看著它時,有能力看著自己。」例如,當我們看著一幅畫而著迷時,而同時感覺我們也被這畫看著時,這就是靈光。這靈光經驗在說與聽故事的過程中發生了。
故事的失落
然而,班雅明悲觀地指出現代人對故事已不感興趣,代之興起的是小說和新聞。故事的失落不是因為故事不適應現代人的生活,而是因為由科技與經濟發展主導的社會使人失去對故事聆聽的能力和環境。故事的失落帶來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按班雅明說,故事所代表對經驗價值的看重已失去了。不論是小說或是新聞,人不但不強調經驗的價值,更沒有經驗價值可以傳遞。新聞所看重是資訊,而不是經驗。新聞的價值在於那一刻。小說所表達是情節,而不是經驗。小說的重點在於結果,而不是故事能給人的教訓。查實,對經驗失落的遺憾也是對價值失落的遺憾。第二,故事的失落使人活在孤獨中,因為人不再參與故事的傳遞。小說不是來自口傳傳統,也不會與故事聚合。小說家是封閉在孤立境地之中,形成於孤獨個人的內心深處。不只如此,小說的孤獨是它與人民的生活脫離。班雅明說,「說故事的人慢慢走出活生生的話語,最終只侷限於文學之中。」小說的文字可以很美,但卻可以與生活結連。第三,故事是人人可以以不同形式參與,但當它被小說和新聞取代時,文學的敘事能力只掌握在少數人中。人的創造力和參與力因而被馴化。同樣,新聞報導的事件往往已被塞滿了解釋,而聆聽者可以有的自由詮釋空間卻很少。
說故事的基督徒
基督徒是說故事的人,因為我們以不同形式參與傳遞耶穌的故事。然而,說故事的基督徒不是重覆述說耶穌的故事,而是那釋放我們的視野,以致我們更有思考空間,並有信息可以傳遞的耶穌的故事。所以,說故事的基督徒不限於製作福音電影和福音節目的傳媒人,更會參與和製作所謂「俗世」電影和節目。事實上,福音電影和節目似乎將耶穌故事宣告了,但它可能與班雅明所說的靈光沒有關係,因為耶穌故事是小說多於故事。相反,那些沒有明顯耶穌故事的電影卻可能為我們帶來生命的振盪,不是因為他們是大製作,而是因為他們正在說故事。問題不是耶穌故事已不合時宜,而是耶穌故事已被正統教義和道德律所規範,失去它的活潑與解放力量,與人的日常生活和經驗價值脫離,以致不能乘載生命的多元性和悲劇。
在傳媒工作的說故事的基督徒的掙扎,不是因為開鏡(指電影)前要「拜神」,而是因為現代人對故事興趣的失落。當下報刊雜誌的質素已充分反映現代人的生活態度。雖是如此,但故事從沒有因此消失,因為人始終不可能沒有故事。事實上,人總會被有故事可說的電影和文章所動容。誰有能力製作和誰會堅持有這製作成為在傳媒工作的說故事的基督徒之核心課題。相反,以甚麼形式表達只是次要問題。我們可以為這些說故事的基督徒提供甚麼支援。更基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說耶穌故事。
2011年1月22日 星期六
弔詭即拒絕二元思考
弔詭不是矛盾和對立,因為矛盾和對立只容許你選擇其中一方,是一種二元思維。相反,弔詭是要指出只有藉著矛盾和對立,事物的本相才可呈現。然而,弔詭又不是視野的融合,因為張力是弔詭的特性。若以神學傳統為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聖餐、地上政府與靈性政府、福音與律法、罪人與稱義等理解充分反映信仰的弔詭性。例如,只注重地上政府與靈性政府的分別就不會恰當理解教會的公共角色。說回來,要對信仰弔詭性拿揑得準確從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沒有可能,因為準確本身就不明白甚麼是弔詭性。為了管治的方便,大部份教會比較難接受道德的弔詭性,因為習慣了秩序的人容不下弔詭。結果,教會過於天真地理解道德生活,並因而失去承托人生的複雜性,甚至淪為吃人禮教。事實上,二元論不是教會獨有的思維。我們的社會豈不也將理性與感性、科學與藝術、歷史與神話、客觀與主觀等等對立呢!
提到道德的弔詭性,我很快想到上主對人的道德生活有要求,甚至因人的道德生活不好,而對人作出不同程度的懲治。但與此同時,上主卻對人充滿恩典與憐憫,以致道德的失敗者從沒有被拒絕,反而被接納和寬恕。如何知道在甚麼情況下,上主的寬恕優先於上主的要求?為了易於管治,教會多傾向將人的悔改視為上主對罪人寬恕的基本因素。所以,沒有認罪悔改者就不可領聖餐,同性戀者(傳統教會將同性戀者視為罪人)不離開同性戀就不會被接納等實踐就出現了。然而,上主的恩典和憐憫從不帶有條件性,因為上主是恩典的上主和憐憫的上主。我們悔改是因被上主的恩典和憐憫所感化,而不是我們的悔改感化上主,使祂寬恕我們。恩典使我們走出由道德失敗帶來的罪疚和指責,但只有福音而沒有律法的信仰就是潘霍華(D.Bonhoeffer)要批評的廉價恩典。雖是如此,但律法沒有成全福音。此刻,道德以弔詭性將理性與感性,主觀與客觀結合。這使那些習慣秩序的人並不習慣。
某間教會認為離婚是罪,所以,它不接受離婚的會友在教會再舉行婚禮,而教牧同工也不會負責離婚會友再婚的婚禮。對於這間教會的立場,我們有很多疑問。例如,離婚是罪嗎?縱使是罪,離婚的罪比其他的罪更重嗎?再者,離婚的原因有千千萬萬個,所以,將離婚定為罪是太籠統,並不公平。令我佩服的,這間教會是「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它拒絕公開接納離婚者的再婚。另一方面,它又為離婚者找一所可以接納離婚者舉行婚禮的教堂,甚至代他們找一位合適的牧者負責他們的婚禮。或許,有人批評這教會很虛偽,但它的虛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弔詭性。它認為離婚是罪,但也深明上主的恩典,以致在福音與律法下,它作出這策略上的安排。坦白說,教會很難可以容納道德生活的弔詭性,不但因為它已習慣二元思維,更因為它恐怕被指控對罪的容忍。說回來,這是一種神聖與凡俗對立的二元思潮。
教會以為凡俗會威脅神聖,以致教會用絕對去詮釋神聖,但忘記了,神聖製造凡俗和凡俗也製造神聖。神聖與凡俗本是一種弔詭性關係,不是對立性。所以,我們在神聖中可以體驗凡俗,也在凡俗中可以體驗神聖。聖子的道成肉身就是要打破這種二元思維,但教會卻回復二元思維。為了方便管治,神聖被簡化為某些生活。例如,擔任傳道牧者、教會的事奉、宗教活動、靈性追求等。縱使這些生活屬於神聖,但這不應因此否定不屬於這範疇的生活就是凡俗,與神聖無關。這不牽涉凡俗要被聖化,而是凡俗從來就不必然是凡俗。同樣,當神聖只等於某些生活時,我們限制了自己,也限制了別人對神聖的體會,甚至製造虛偽的神聖作自我滿足。
弔詭性可能使某些人很不安,因為它不需要有清楚劃分。當下的困擾不是來自弔詭性的「混亂」,而是來自自身的不安,即一種對他者的控制意識和一種對自我的懷疑。(載於 基道文字 48期)
提到道德的弔詭性,我很快想到上主對人的道德生活有要求,甚至因人的道德生活不好,而對人作出不同程度的懲治。但與此同時,上主卻對人充滿恩典與憐憫,以致道德的失敗者從沒有被拒絕,反而被接納和寬恕。如何知道在甚麼情況下,上主的寬恕優先於上主的要求?為了易於管治,教會多傾向將人的悔改視為上主對罪人寬恕的基本因素。所以,沒有認罪悔改者就不可領聖餐,同性戀者(傳統教會將同性戀者視為罪人)不離開同性戀就不會被接納等實踐就出現了。然而,上主的恩典和憐憫從不帶有條件性,因為上主是恩典的上主和憐憫的上主。我們悔改是因被上主的恩典和憐憫所感化,而不是我們的悔改感化上主,使祂寬恕我們。恩典使我們走出由道德失敗帶來的罪疚和指責,但只有福音而沒有律法的信仰就是潘霍華(D.Bonhoeffer)要批評的廉價恩典。雖是如此,但律法沒有成全福音。此刻,道德以弔詭性將理性與感性,主觀與客觀結合。這使那些習慣秩序的人並不習慣。
某間教會認為離婚是罪,所以,它不接受離婚的會友在教會再舉行婚禮,而教牧同工也不會負責離婚會友再婚的婚禮。對於這間教會的立場,我們有很多疑問。例如,離婚是罪嗎?縱使是罪,離婚的罪比其他的罪更重嗎?再者,離婚的原因有千千萬萬個,所以,將離婚定為罪是太籠統,並不公平。令我佩服的,這間教會是「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它拒絕公開接納離婚者的再婚。另一方面,它又為離婚者找一所可以接納離婚者舉行婚禮的教堂,甚至代他們找一位合適的牧者負責他們的婚禮。或許,有人批評這教會很虛偽,但它的虛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弔詭性。它認為離婚是罪,但也深明上主的恩典,以致在福音與律法下,它作出這策略上的安排。坦白說,教會很難可以容納道德生活的弔詭性,不但因為它已習慣二元思維,更因為它恐怕被指控對罪的容忍。說回來,這是一種神聖與凡俗對立的二元思潮。
教會以為凡俗會威脅神聖,以致教會用絕對去詮釋神聖,但忘記了,神聖製造凡俗和凡俗也製造神聖。神聖與凡俗本是一種弔詭性關係,不是對立性。所以,我們在神聖中可以體驗凡俗,也在凡俗中可以體驗神聖。聖子的道成肉身就是要打破這種二元思維,但教會卻回復二元思維。為了方便管治,神聖被簡化為某些生活。例如,擔任傳道牧者、教會的事奉、宗教活動、靈性追求等。縱使這些生活屬於神聖,但這不應因此否定不屬於這範疇的生活就是凡俗,與神聖無關。這不牽涉凡俗要被聖化,而是凡俗從來就不必然是凡俗。同樣,當神聖只等於某些生活時,我們限制了自己,也限制了別人對神聖的體會,甚至製造虛偽的神聖作自我滿足。
弔詭性可能使某些人很不安,因為它不需要有清楚劃分。當下的困擾不是來自弔詭性的「混亂」,而是來自自身的不安,即一種對他者的控制意識和一種對自我的懷疑。(載於 基道文字 48期)
歷史與意志-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
總理溫家寶於2010年9月底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接受CNN節目《Fareed Zakaria GPS》專訪。當被問及有關中國民主發展時,溫家寶回應,「我和中國人民都相信,中國將繼續進步,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抗拒的。」但他補充說,「這樣的民主開放過程,在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必須確保有正常秩序。」 總理的說話帶出兩個信息。第一,我們不需要為民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再提出任何理據,因為民主的價值和需要已被肯定了。第二,民主的發展需要在不影響正常秩序下推行。以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為例,正常秩序就是中國政府常掛在口邊的循序漸進。第二個信息才是當下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真正癥結。那麼,我們可以怎樣討論下去?
民主發展的歷史
羅馬不是一朝一夕完成,而是經過一個過程,一塊一塊石頭逐一鋪上。聖子道成肉身也是一個過程,在歷史某個時刻實現。上主創造也是如此。到如今,上主仍在創造中。然而,歷史又不純是計劃下的結果,因為歷史不是只由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憑意志編寫。相反,歷史是由不同意志相遇下產生,而相遇所產生的歷史不必然按個人或政黨的意志,當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因此,我們無需對當下歷史過於悲觀。歷史是流動的。同樣,改變原初計劃或作出某種策略的調節是在歷史中必然的事。
中央政府以循序漸進為由限制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方向和步伐。查實,循序漸進只有維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意思,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假設等於人民利益得到全面和平均照顧。因此,漸進是關乎對中國共產黨管治的認同和對它沒有威脅,而不是一個對時間安排的考慮。所以,《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以下簡稱《政改方案》)沒有提及2012年之後的安排,因為中央政府需要評估當時的形勢如何。此外,《2010-2011年施政報告》中提及加強推行國民教育似乎印證我對循序漸進理解。雖然在權力關係上,中央政府絕盡上風,但它不是歷史中唯一的行動者。因為國內同胞和香港人,甚至海外人士也是歷史行動者,不是歷史的旁觀者;所以,歷史的創造以不同形式發生。例如,當以為由公民黨和社民連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失敗時,這行動卻令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反建議。民主黨的反建議是否會帶來真普選?這不是本文的關注,但歷史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沒有樂觀與悲觀,只有仍待發展。
神學與歷史
簡單來說,歷史哲學試圖從記錄的事件中尋索意義或模式,從而可以明白當下和調節自己面對將來。這是一般人所講的引史為鑑,但歷史哲學卻進一步關乎一個人對他所盼望的決定。例子之一,馬克斯主義就是一套歷史哲學,甚至成為推動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當然,馬克斯的歷史哲學是他個人對歷史的意願多於對歷史本身不可改變軌跡的發現;但藉歷史,透過個人的信念,他建構其歷史哲學。
同樣對歷史甚有興趣的基督宗教也有其一套歷史哲學。簡單來說,基督宗教相信上主是歷史的主,並上主會介入人類歷史,最後讓人類歷史參與上主的歷史。那麼,我們如何理解當下人類歷史?是否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的反建議是上主的安排?是否已通過的《政改方案》是上主帶領香港邁向真正的雙普選?
雖然基督宗教對認為某歷史片段是上主行動的看法有很大保留,但聖子道成肉身本身就肯定上主進入人類歷史,與歷史糾纏。因此,基督宗教絕不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以外的宗教,反而在人類歷史中,承擔歷史責任。基督宗教沒有一個優勢去認識和解讀歷史,也不接受上主國是人類進步的結果,但這無礙它投入和改造人類歷史,因為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所以,基督宗教跟普通人一樣以冒險精神和對正義與愛等價值的堅持來參與歷史的塑造。其中會有失敗、成功、錯誤,但因相信上主國已介入人類歷史,歷史不會以黑暗作為終結。
因基督宗教的歷史哲學不是進步式或發展式,以致它沒有需要對某歷史片段看為上主國的彰顯。所以,真普選的落實不是上主國。但同時,它也不會因歷史中的霸道而感消極和悲觀,因為上主國的介入正打破宿命論。這份對歷史本身的限制與超越之體會就成為基督宗教在歷史的態度。一方面,因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本身對超越有一份嚮往,不只是對過去的重複。另一方面,因為人的貪心,我們不要將歷史理想化,反而需要實是求事與歷史糾纏,甚至可能以妥協或兩惡擇其輕的態度回應歷史中的選擇。
基督宗教在歷史的角色就是要看見可見歷史的以外,並以此促進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並向限制提出批判。但又不是活在烏托邦裡,不沾歷史的污濁,反而有勇氣但不自義地體會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
我們是歷史的行動者
回顧2009-2010年期間就《政改方案》的討論,香港基督徒學會積極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雖然我們並不無知地將問題看成為零與壹之爭,但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即不會考慮支持一個沒有雙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無疑,我們的立場使我們與泛民的「普選聯」有很大的分歧,但我們拒絕以對單一議題的立場決定彼此關係。我們承認公民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和氣的社會,所以,不同意見和真誠討論是被鼓勵的。此外,團結不必然是公民社會的特性,所以,合與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因意見分歧而帶來彼此間的懷疑和不信任正是公民社會的致命傷。作為歷史的行動者,我們要有勇氣堅持所堅持,但要謙卑承認我們不是唯一歷史的行動者。再者,歷史不是停在某刻,而是在進行中,所以,我們沒有不是行動者。雖然《政改方案》在不滿意下已經通過,但其中仍有很多細節需要討論和安排。除了對立法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外,不同政黨對快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已有不同部署。雖然有政黨和市民不贊成這沒有方向的政改方案,但這不等於我們不需要以此方案為基礎,設計一個公平和公正的選舉方法;因為受歷史限制之餘,我們也在限制中嚮往超越。如我在上面所說,歷史從來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小撮人來決定。不但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歷史行動者,更因為萬事都彼此扣連。所以,民主政制的發展不等於只有選舉工程,更包括民生和文化生活。對政制的討論是必需,但不見得對民生和文化的投入是次要。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不但是對宿命論的一種批判,更是拒絕政治的化約主義。
不同國家的歷史向我們証明(例如,南非),民主政制的落實不等於美滿生活,因為民主政制只是生活世界的一小部分。雖是如此,但這不是一個拖延民主落實的理由。可惜的是,我們的政府卻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就是將民主與民生對立,來欺騙自己和市民。令人安慰的是,香港市民對民主的嚮往漸漸多從民生生活體驗出來,以致對民主的訴求不是意識形態之事,而是生活的事。 (載於 思 第118期)
民主發展的歷史
羅馬不是一朝一夕完成,而是經過一個過程,一塊一塊石頭逐一鋪上。聖子道成肉身也是一個過程,在歷史某個時刻實現。上主創造也是如此。到如今,上主仍在創造中。然而,歷史又不純是計劃下的結果,因為歷史不是只由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憑意志編寫。相反,歷史是由不同意志相遇下產生,而相遇所產生的歷史不必然按個人或政黨的意志,當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因此,我們無需對當下歷史過於悲觀。歷史是流動的。同樣,改變原初計劃或作出某種策略的調節是在歷史中必然的事。
中央政府以循序漸進為由限制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方向和步伐。查實,循序漸進只有維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意思,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假設等於人民利益得到全面和平均照顧。因此,漸進是關乎對中國共產黨管治的認同和對它沒有威脅,而不是一個對時間安排的考慮。所以,《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以下簡稱《政改方案》)沒有提及2012年之後的安排,因為中央政府需要評估當時的形勢如何。此外,《2010-2011年施政報告》中提及加強推行國民教育似乎印證我對循序漸進理解。雖然在權力關係上,中央政府絕盡上風,但它不是歷史中唯一的行動者。因為國內同胞和香港人,甚至海外人士也是歷史行動者,不是歷史的旁觀者;所以,歷史的創造以不同形式發生。例如,當以為由公民黨和社民連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失敗時,這行動卻令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的反建議。民主黨的反建議是否會帶來真普選?這不是本文的關注,但歷史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沒有樂觀與悲觀,只有仍待發展。
神學與歷史
簡單來說,歷史哲學試圖從記錄的事件中尋索意義或模式,從而可以明白當下和調節自己面對將來。這是一般人所講的引史為鑑,但歷史哲學卻進一步關乎一個人對他所盼望的決定。例子之一,馬克斯主義就是一套歷史哲學,甚至成為推動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當然,馬克斯的歷史哲學是他個人對歷史的意願多於對歷史本身不可改變軌跡的發現;但藉歷史,透過個人的信念,他建構其歷史哲學。
同樣對歷史甚有興趣的基督宗教也有其一套歷史哲學。簡單來說,基督宗教相信上主是歷史的主,並上主會介入人類歷史,最後讓人類歷史參與上主的歷史。那麼,我們如何理解當下人類歷史?是否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的反建議是上主的安排?是否已通過的《政改方案》是上主帶領香港邁向真正的雙普選?
雖然基督宗教對認為某歷史片段是上主行動的看法有很大保留,但聖子道成肉身本身就肯定上主進入人類歷史,與歷史糾纏。因此,基督宗教絕不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以外的宗教,反而在人類歷史中,承擔歷史責任。基督宗教沒有一個優勢去認識和解讀歷史,也不接受上主國是人類進步的結果,但這無礙它投入和改造人類歷史,因為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所以,基督宗教跟普通人一樣以冒險精神和對正義與愛等價值的堅持來參與歷史的塑造。其中會有失敗、成功、錯誤,但因相信上主國已介入人類歷史,歷史不會以黑暗作為終結。
因基督宗教的歷史哲學不是進步式或發展式,以致它沒有需要對某歷史片段看為上主國的彰顯。所以,真普選的落實不是上主國。但同時,它也不會因歷史中的霸道而感消極和悲觀,因為上主國的介入正打破宿命論。這份對歷史本身的限制與超越之體會就成為基督宗教在歷史的態度。一方面,因為歷史中的行動者是流動的,所以,歷史本身對超越有一份嚮往,不只是對過去的重複。另一方面,因為人的貪心,我們不要將歷史理想化,反而需要實是求事與歷史糾纏,甚至可能以妥協或兩惡擇其輕的態度回應歷史中的選擇。
基督宗教在歷史的角色就是要看見可見歷史的以外,並以此促進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並向限制提出批判。但又不是活在烏托邦裡,不沾歷史的污濁,反而有勇氣但不自義地體會上主是在歷史裡使我們從歷史釋放。
我們是歷史的行動者
回顧2009-2010年期間就《政改方案》的討論,香港基督徒學會積極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雖然我們並不無知地將問題看成為零與壹之爭,但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即不會考慮支持一個沒有雙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無疑,我們的立場使我們與泛民的「普選聯」有很大的分歧,但我們拒絕以對單一議題的立場決定彼此關係。我們承認公民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和氣的社會,所以,不同意見和真誠討論是被鼓勵的。此外,團結不必然是公民社會的特性,所以,合與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因意見分歧而帶來彼此間的懷疑和不信任正是公民社會的致命傷。作為歷史的行動者,我們要有勇氣堅持所堅持,但要謙卑承認我們不是唯一歷史的行動者。再者,歷史不是停在某刻,而是在進行中,所以,我們沒有不是行動者。雖然《政改方案》在不滿意下已經通過,但其中仍有很多細節需要討論和安排。除了對立法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外,不同政黨對快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已有不同部署。雖然有政黨和市民不贊成這沒有方向的政改方案,但這不等於我們不需要以此方案為基礎,設計一個公平和公正的選舉方法;因為受歷史限制之餘,我們也在限制中嚮往超越。如我在上面所說,歷史從來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小撮人來決定。不但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歷史行動者,更因為萬事都彼此扣連。所以,民主政制的發展不等於只有選舉工程,更包括民生和文化生活。對政制的討論是必需,但不見得對民生和文化的投入是次要。歷史對超越的嚮往不但是對宿命論的一種批判,更是拒絕政治的化約主義。
不同國家的歷史向我們証明(例如,南非),民主政制的落實不等於美滿生活,因為民主政制只是生活世界的一小部分。雖是如此,但這不是一個拖延民主落實的理由。可惜的是,我們的政府卻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就是將民主與民生對立,來欺騙自己和市民。令人安慰的是,香港市民對民主的嚮往漸漸多從民生生活體驗出來,以致對民主的訴求不是意識形態之事,而是生活的事。 (載於 思 第118期)
2011年1月14日 星期五
悼念
於2010年9月,我曾到蘇格蘭.期間,我曾致電昔日在 St.Andrews 大學的老師 Steven Mackie.師母接電話時,傷心地說,老師因心臟病入院,昏迷已一段日子,情況不樂觀.終於,老師於月前離世.他的生平可從以下找到:
http://www.heraldscotland.com/mobile/comment/obituaries/rev-steven-mackie-theologian-and-ecumenist-1.1076711
與我同一時間受教於他門下還有 Marcella Althaus-Reid (前 Edinburgh 大學神學院教授),但她已於接近兩年前離世了.
對老師有幾個深刻印象
1 他接受我的申請入學 (1989年)
2 當我哲學碩士論文不用參加答辯而獲通過時,他高興地跑來我家中告知 (1990年)
3 他主動跟我與 Glasgow 大學神學院教授聯絡,最終我獲獎學金 (1991年)
4 準備遷往 Glasgow 時,他請我和前妻出外吃飯.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吃鹿肉.
5 回英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前,我住在他家中.當成功答辯後,我致他給他.他說,我一早已說,你會合格.他給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要大.
6 於2002年,他們夫婦主動邀請我和我兩個女兒一起往他們的 summer house 渡假.那時,我的前妻已經離世了.
http://www.heraldscotland.com/mobile/comment/obituaries/rev-steven-mackie-theologian-and-ecumenist-1.1076711
與我同一時間受教於他門下還有 Marcella Althaus-Reid (前 Edinburgh 大學神學院教授),但她已於接近兩年前離世了.
對老師有幾個深刻印象
1 他接受我的申請入學 (1989年)
2 當我哲學碩士論文不用參加答辯而獲通過時,他高興地跑來我家中告知 (1990年)
3 他主動跟我與 Glasgow 大學神學院教授聯絡,最終我獲獎學金 (1991年)
4 準備遷往 Glasgow 時,他請我和前妻出外吃飯.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吃鹿肉.
5 回英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前,我住在他家中.當成功答辯後,我致他給他.他說,我一早已說,你會合格.他給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要大.
6 於2002年,他們夫婦主動邀請我和我兩個女兒一起往他們的 summer house 渡假.那時,我的前妻已經離世了.
2010年12月25日 星期六
光照耀黑暗-高危一族 (約一1-14)
每年接近聖誕節,政府和傳媒會特別討論不要飲酒後開車、少女要小心「意外」懷孕、不要試食毒品等等。從事教育、醫療和警察界的朋友都會認為聖誕節是高危期。至於農曆新年,政府的呼籲往往只集中在飲酒後開車一事上。為何聖誕節比其他節日更高危?或許,問題應是:聖誕節對甚麼人是高危?
在聖經的時代,耶穌的出生和一生並沒有被當時廣泛接受,以致耶穌死後復活60-70年後,約翰仍舊寫:「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5)、「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一11)。當下的處境似乎跟約翰的時代有很大轉變。例如,在共產政權下的中國,聖誕節不但被慶祝,不接受耶穌的也參與慶祝。然而,這兩種對耶穌不同的態度只是同一種態度的兩面,其目的是一樣,即拒絕接受耶穌所代表的上主之光。黑暗最不願意有光,不但因為光指出人的罪,要求人坦誠悔改,更因為光要為那些被黑暗邊緣化的人帶出希望。原來,真正聖誕節的高危一族不是酒鬼、少女和青年,而是使人陷於黑暗種種力量。
在約翰的時代,當權者以暴力的方法禁止人慶祝聖誕節,不是因為他們不接受耶穌是上主的兒子(若是如此,這不需要用暴力對待接受的人),而是因為慶祝聖誕節正揭露他們權力的不合法性。若果聖誕節只是關乎食火雞、飲紅酒和與好朋友相聚,我們想不出一個要禁止慶祝聖誕節的合理原因。反而因為聖誕節提醒我們,上主成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拯救我們。每一次慶祝聖誕,我們就肯定上主沒有忘記我們。黑暗權力不是最後,而是自由的光。不是因為物極必反的自然現象,而是上主的光劃破黑暗。那麼,當與坐牢的、貧窮的和被邊緣的一同唱聖誕歌時,我們不但見證著暴力和艱難沒有令我們意志消沉,更肯定我們的救贖不是來自向暴力和艱難屈服。只有對聖誕節有這樣理解,我們手上的紅酒、口中的火雞和袋裡的聖誕禮物等活動才是對光的體驗。
黑暗不一定以暴力姿態出現,因為黑暗知道基督宗教是由殉道者的血建立。因此,黑暗轉向柔性力量。它不但容許我們慶祝聖誕節,甚至更積極帶動我們如何慶祝聖誕節。漸漸地,聖誕節不再與耶穌出生有關,也連不上與上主拯救有關。它成為眾多節日中的一日,一個以消費為主的日子。少女「意外」懷孕和試食毒品不是因為有聖誕節,而是因為聖誕節刻意被掏空其內容的結果。當消費成為對聖誕節主要的解釋時,我們的關注是:那間酒店的自肋餐最抵食,而不是那些人最需要希望;那個旅行團最便宜,而不是那處需要愛與關懷。原來,聖誕節最高危一族不是少女和青年,而是資本主義,因為沒有慶祝聖誕節,後期資本主義所倚賴的消費文化就沒有生存餘地了。此刻,有基督徒呼籲「唔幫襯大地產商的聖誕」運動。運動者說:「信徒在聖誕藉物質表達心意,有如三博士給新生耶穌獻呈禮物,合情合理;我只希望這種物質表達,也能合乎公義。」。
然而,黑暗不只是一種外來的力量,駕馭我們,更是來自我們本身。我們不只是無知地和無辜地被影響和決定,更有份參與成為黑暗一部份。不論積極還是消極,個人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我們與黑暗為伍了。在夫妻、親子、同事和教會的關係上,我們都可能經驗不同程度黑暗,也是黑暗的製造者之一。光照耀黑暗,要求我們放手、悔改和尋求幫助,讓我們的生命可以再現光彩,而不是只有埋怨、憂慮與自憐。
當唱聖誕歌曲時,我們不但見證這光,拒絕向黑暗屈服,更願意讓這光照耀我們的生命,讓心中的黑暗消除。
在聖經的時代,耶穌的出生和一生並沒有被當時廣泛接受,以致耶穌死後復活60-70年後,約翰仍舊寫:「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5)、「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一11)。當下的處境似乎跟約翰的時代有很大轉變。例如,在共產政權下的中國,聖誕節不但被慶祝,不接受耶穌的也參與慶祝。然而,這兩種對耶穌不同的態度只是同一種態度的兩面,其目的是一樣,即拒絕接受耶穌所代表的上主之光。黑暗最不願意有光,不但因為光指出人的罪,要求人坦誠悔改,更因為光要為那些被黑暗邊緣化的人帶出希望。原來,真正聖誕節的高危一族不是酒鬼、少女和青年,而是使人陷於黑暗種種力量。
在約翰的時代,當權者以暴力的方法禁止人慶祝聖誕節,不是因為他們不接受耶穌是上主的兒子(若是如此,這不需要用暴力對待接受的人),而是因為慶祝聖誕節正揭露他們權力的不合法性。若果聖誕節只是關乎食火雞、飲紅酒和與好朋友相聚,我們想不出一個要禁止慶祝聖誕節的合理原因。反而因為聖誕節提醒我們,上主成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拯救我們。每一次慶祝聖誕,我們就肯定上主沒有忘記我們。黑暗權力不是最後,而是自由的光。不是因為物極必反的自然現象,而是上主的光劃破黑暗。那麼,當與坐牢的、貧窮的和被邊緣的一同唱聖誕歌時,我們不但見證著暴力和艱難沒有令我們意志消沉,更肯定我們的救贖不是來自向暴力和艱難屈服。只有對聖誕節有這樣理解,我們手上的紅酒、口中的火雞和袋裡的聖誕禮物等活動才是對光的體驗。
黑暗不一定以暴力姿態出現,因為黑暗知道基督宗教是由殉道者的血建立。因此,黑暗轉向柔性力量。它不但容許我們慶祝聖誕節,甚至更積極帶動我們如何慶祝聖誕節。漸漸地,聖誕節不再與耶穌出生有關,也連不上與上主拯救有關。它成為眾多節日中的一日,一個以消費為主的日子。少女「意外」懷孕和試食毒品不是因為有聖誕節,而是因為聖誕節刻意被掏空其內容的結果。當消費成為對聖誕節主要的解釋時,我們的關注是:那間酒店的自肋餐最抵食,而不是那些人最需要希望;那個旅行團最便宜,而不是那處需要愛與關懷。原來,聖誕節最高危一族不是少女和青年,而是資本主義,因為沒有慶祝聖誕節,後期資本主義所倚賴的消費文化就沒有生存餘地了。此刻,有基督徒呼籲「唔幫襯大地產商的聖誕」運動。運動者說:「信徒在聖誕藉物質表達心意,有如三博士給新生耶穌獻呈禮物,合情合理;我只希望這種物質表達,也能合乎公義。」。
然而,黑暗不只是一種外來的力量,駕馭我們,更是來自我們本身。我們不只是無知地和無辜地被影響和決定,更有份參與成為黑暗一部份。不論積極還是消極,個人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我們與黑暗為伍了。在夫妻、親子、同事和教會的關係上,我們都可能經驗不同程度黑暗,也是黑暗的製造者之一。光照耀黑暗,要求我們放手、悔改和尋求幫助,讓我們的生命可以再現光彩,而不是只有埋怨、憂慮與自憐。
當唱聖誕歌曲時,我們不但見證這光,拒絕向黑暗屈服,更願意讓這光照耀我們的生命,讓心中的黑暗消除。
2010年12月19日 星期日
Emmanuel (Mt 1:18-25)
The birth of Jesus means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This is supposed very comforting and encouraging. But is this what Joseph had experience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Emmanuel? This is my concern today (Matt 1:18-25).
Unlike the Chinese god of fortune (財神), ‘God is with you’ does not imply that people would receive it unreservedly and happily, because to experience God is with you is very risky and costly, and this is the experience of Joseph. When Mary told Joseph what had been happened to her, Joseph found it hard to believe and accept. It was beyond imagination that Mary was carrying the Son of God. Had she had hallucinosis? This was why Joseph wanted to dismiss her. This would be a very painful decision to make if Joseph loved Mary deeply. But nothing had been said 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seph and Mary. Since freedom of love was not the norm at that time, Joseph’s decision to dismiss Mary was more about the matter of righteousness than a matter of the struggle of love. To dismiss Mary quietly was his consideration of Mary’s image. Before implementing his decision, Joseph was told in a dream by an angel of the Lord that Mary’s conception wa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baby would be the savior of the people. The Scripture did not give us details of the possible inner struggle of Joseph, but simply described his reaction calmly and peacefully as that, ‘he did as the angel of the Lord commanded him; he took her as his wife (1:24).’ If the birth of Jesus means Emmanuel, Joseph has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God is with us’.
'God is with us’ is not necessarily bringing us peace and fortune. Contrarily, it brings us trouble and embarrassed. This is not because God is a trouble God, but God comes to us in a vulnerable form. This is the experience of Joseph. Even though an angel of the Lord said that the new born baby was Emmanuel, Joseph did not feel peace at all. On the one hand, he was fallen into the struggle of dismissing Mary. On the other hand, he and his family fled to Egyp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killing caused by the birth of Jesus. My interpretation has no implication to suggest that it is better not to have God with us. Rather the nature of ‘with’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fortune. On one occasion, I met a friend who was a psychiatric doctor. He shared with me that he had a serious mentally retarded daughter, bu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idered her as the most precious. It is hardly to understand his remark, not only because taking care of the serious mentally retarded is exhausted, but also because the carerer would lose much freedom. However, his remark is shared by many families with similar situation. ‘God is with us’ is to retrieve our love and passion for the vulnerable, because God has taken the form of the vulnerable instead of powerful. Are we happy to received such God being with us?
'God is with us’ signifies that God saves us from our sins. However, we are used to understand sin from a personal level, and as a result, God’s salva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conomic world and political sphere. Sin is always structural. In China,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structural sin is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refore, ‘God is with us’ i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risonment of conscientious persons, such as, Liu Xiaobo,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The most recent one is the arrest of Fan Ah Fung (范亞峰) who is a Christian lawyer defend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t is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tic ideology. More than 1.2 million of people live in poverty, and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live in dignity and freedom. The middle class lose the freedom of life, for they are fully occupied by the mortgage. The ‘us’ of the statement ‘God is with us’ is not simply everyone, but the one who are suppressed and lack of freedom. Thus, God not only announces forgiveness, but also condemns.
However, for many of us, ‘God is with us’ takes the form like the Chinese god of fortune. It may make you feel pleasant but makes nothing concrete impact on your life. It is good to receive such form of ‘God is with us’, but you would not lose anything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it. It is more a matter of custom than a channel of receiving blessing. I am sorry to say that benediction at the end of worship service sometimes has been turned to something like this, not because the benediction is not God’s blessing, but because we do not believe in it. ‘God is with us’ is God’s promise to us, but also an invitation to receive God in a vulnerable form.
Unlike the Chinese god of fortune (財神), ‘God is with you’ does not imply that people would receive it unreservedly and happily, because to experience God is with you is very risky and costly, and this is the experience of Joseph. When Mary told Joseph what had been happened to her, Joseph found it hard to believe and accept. It was beyond imagination that Mary was carrying the Son of God. Had she had hallucinosis? This was why Joseph wanted to dismiss her. This would be a very painful decision to make if Joseph loved Mary deeply. But nothing had been said 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seph and Mary. Since freedom of love was not the norm at that time, Joseph’s decision to dismiss Mary was more about the matter of righteousness than a matter of the struggle of love. To dismiss Mary quietly was his consideration of Mary’s image. Before implementing his decision, Joseph was told in a dream by an angel of the Lord that Mary’s conception wa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baby would be the savior of the people. The Scripture did not give us details of the possible inner struggle of Joseph, but simply described his reaction calmly and peacefully as that, ‘he did as the angel of the Lord commanded him; he took her as his wife (1:24).’ If the birth of Jesus means Emmanuel, Joseph has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God is with us’.
'God is with us’ is not necessarily bringing us peace and fortune. Contrarily, it brings us trouble and embarrassed. This is not because God is a trouble God, but God comes to us in a vulnerable form. This is the experience of Joseph. Even though an angel of the Lord said that the new born baby was Emmanuel, Joseph did not feel peace at all. On the one hand, he was fallen into the struggle of dismissing Mary. On the other hand, he and his family fled to Egyp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killing caused by the birth of Jesus. My interpretation has no implication to suggest that it is better not to have God with us. Rather the nature of ‘with’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fortune. On one occasion, I met a friend who was a psychiatric doctor. He shared with me that he had a serious mentally retarded daughter, bu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idered her as the most precious. It is hardly to understand his remark, not only because taking care of the serious mentally retarded is exhausted, but also because the carerer would lose much freedom. However, his remark is shared by many families with similar situation. ‘God is with us’ is to retrieve our love and passion for the vulnerable, because God has taken the form of the vulnerable instead of powerful. Are we happy to received such God being with us?
'God is with us’ signifies that God saves us from our sins. However, we are used to understand sin from a personal level, and as a result, God’s salva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conomic world and political sphere. Sin is always structural. In China,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structural sin is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refore, ‘God is with us’ i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risonment of conscientious persons, such as, Liu Xiaobo,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The most recent one is the arrest of Fan Ah Fung (范亞峰) who is a Christian lawyer defend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t is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tic ideology. More than 1.2 million of people live in poverty, and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live in dignity and freedom. The middle class lose the freedom of life, for they are fully occupied by the mortgage. The ‘us’ of the statement ‘God is with us’ is not simply everyone, but the one who are suppressed and lack of freedom. Thus, God not only announces forgiveness, but also condemns.
However, for many of us, ‘God is with us’ takes the form like the Chinese god of fortune. It may make you feel pleasant but makes nothing concrete impact on your life. It is good to receive such form of ‘God is with us’, but you would not lose anything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it. It is more a matter of custom than a channel of receiving blessing. I am sorry to say that benediction at the end of worship service sometimes has been turned to something like this, not because the benediction is not God’s blessing, but because we do not believe in it. ‘God is with us’ is God’s promise to us, but also an invitation to receive God in a vulnerable form.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一本不知道甚麼時候和甚麼地方出版的事

雖然授了權出版這書, 但我沒有被通知就出版了, 更談不上封面設計沒有與我商量. 我只是在網上無端端地發現. 雖是如此, 但願這書能為閱讀者帶來安慰.
眼泪并未擦干
作 者:龚立人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日 期:2010年12月
开 本:1/32 版 次:1次
页 数:200页
装 帧:简装
ISBN :9787544334266
【简体版序】
得知拙作《眼泪并未擦干》可以在国内出版,我的心情仍旧是矛盾。我真的不愿意有人需要阅读这书,但奈何人生仍充满叹息。只愿这书能为你带来安慰和同在。在这简体版里,我加插了一章,名为《安心上路》。适逢今年是内子离世十周年,我以“回忆的追寻”为题写了以下的回忆。
人生到了某个时候,就比较倾向回忆。回忆不是因为将来不属于他(例如,他已赶不上急速步伐或时日无多),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多年来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破碎、零乱或遗漏。破碎,是因为人生中实在有很多遗憾和失望。例如,年少时,我曾自豪地对父亲说:“长大后,我会开车接你。”然而,当我懂得开车和有自己一辆车时,他已经不在人间了。零乱,是因为我们每日都被生活拉着走,却没有自己的生活。例如,我们不断要满足工作的要求,也每月努力地为一套答应为我们带来安舒的房子供款,但却忘记了自己的向往和梦想。遗漏,因为人生不可以再来一次,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没有补救的可能。纵使过去就是过去,以致人有将来时,但那不可重回的过去使我们对生命中的遗漏只有叹息。
所以,回忆不是怀旧,而是人生的整理。透过重述,希望为零乱的人生找回秩序;透过重覆,希望遗漏的片刻可以填补。因此,每次有机会到官塘,我总会绕月华街和功乐道一圈,因为这是我成长的地方。当中,我可以找回我的故事。同样,我会选择到苏格兰去,因为那里留下我留学的片段。当中,我尝试填补我人生的遗漏。回忆是一种向后的活动,但实际上,回忆又让人生可以向前,即让人生重整后,可以再聚焦。
相对地,年轻人很少对昔日向往,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将来,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整理。相反,中年或以上人士多对回忆向往,不是因为他们已装不下新事物,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人生原来从整理开始。当将回忆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时,我们面对至少两个困难。第一,不是一切回忆都会带来解放,因为它也可以是一种负面的吸纳力量。负面,因为昔日跑到当下,并主导当下,使人看不见将来,甚至将来变成昔日的重覆。吸纳不一定因为被昔日的痛苦所困,也可以因昔日的快乐所致,以致流连在昔日中,不愿意回到现在。一位朋友,他的妻子已离世六年了,但到今日,他还要服抗抑郁药。或许,昔日的快乐使他接受不了当下的孤独。他也接受不了人生原来可以很荒谬。时间的熬练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纵使昔日是曾在,但曾在已是一种存在了,而存在是不能被否定的。又纵使这曾在的存在不可能以当下的存在出现,但因任何存在都是独特的,我们就不需要将它重覆。重覆只会使它失去其独特性。回忆肯定存在,并以其独特性向我存在。
第二,回忆不只是个人的活动,而是双向性的。就此,我想起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你对我的回忆不等于这也是我对你的回忆。当我认为我对你的回忆是如此宝贵时,但这不一定是你的想法。那么,回忆就可能带来痛苦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带出第二个场景。一方面,患上老年痴呆症者逐渐发现自己记忆的衰退,而可能感到气馁。事实上,这情境不一定只发生在老年痴呆症者身上。十一岁的女儿在三年前曾写了一封信给已离世六年的母亲:
“妈妈,我已很久没有见你了。我真的很渴望能见你一面,只是一面,不是在相片中见你。我差不多已忘掉你的声音,我也害怕终有一日也忘记你的样貌。”
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对待一个对我已没有回忆,但我对他仍充满回忆的人。失去回忆,不能回忆和对回忆没有回应等等都使人陷于痛苦中。此刻,我慢慢体会回忆的重要在于我知道我是属于谁。这是对回忆者来说,对被回忆者也是如此。所以,一个老年痴呆症者没有因失去回忆而失去自己,因为他没有被他所爱的人遗忘。同样,我的回忆使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因为回忆使我存在。
基督教的上帝就是那位对我们说,他从没有忘记我们,并对我们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66:22)
龚立人
200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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