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七一

於七一當日沿路發售，全書厚達256頁，多達17萬字，售價HK$71，大家請多多支持！聽聞在 7Eleven 也有得買。

作者有：

馬傑偉，馮可立，龔立人 ，呂大樂，戴耀廷，陳韜文，陳健民，陸恭蕙，單仲階，黃英琦，羅永生，邵家臻，練乙錚，歐贊年，劉銳紹，馬國明 ，成名，鄭宇碩，陳士齊，張超雄，洪清田，劉慧卿，曾建成，葉蔭聰，林藹雲，梁國雄，蕭若元等等。

活得好

自擔起香港基督徒學會署理總幹事一職後，我就需要以學會身分出席不同聚會和活動。上星期六，我參加一個有關基督徒參與公共社會的研討會。明日，我會出席一個有關從菜園村看城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鄉論壇。對於這些研討會，我沒有太大壓力，因為我很習慣 '講野'。然而，今晚，我卻出席一個爭取居港權十周年燭光晚會。除了六四外，我較少出席其他抗爭活動。雖然這不是我一直關注的事，但看見參加者的積極投入，我祈禱說，上主，聽他們多年流淚的禱告。

當晚，我說：

我們在這裡聚集，是見證家庭團聚的重要。我們懷念著我們的家人，也紀念那些已沒有時間等候團聚而離世的朋友。

我們曾因被剝奪家庭團聚權利而感到憤怒，無奈和沮喪。但因著家人和朋友的愛與支持，我們今天仍活得好。活得好不是對不公義無條件接受，而是以活得好揭露政府的謊言。就是我們的家人團聚不會連累香港人，而是對香港的祝福。

當下的風雨提醒我們曾風雨同行，現在也是，將來也會是。祝願他們各人要活得好（縱使生活艱難）。這是向家人的承諾，也是對政府謊言的抗議。

知識份子的虛假與傲慢

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算為一個知識份子？當然，這又關乎甚麼是知識份子？除了對社會文化的承擔之外，知識份子有一定學術能力和觀點。然而，在當下大學競爭下，知識份子也需要不斷發表學術論文。否則，他就被剝奪教授名稱。教授不等於知識份子，但不幸地，這兩者已劃上等號了。更不幸地，知識份子已被教授所代表的價值主導了。

近年來，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本很平民的書。其中沒有需要有註腳，寫法也不需要很學術性。縱使還未動筆，但我相信這書將會很有銷路。當然，我相信這書對閱讀者會有幫助。然而，若我真的投入這工程，我將要放下對作為教授式（或學院式）知識份子的思維。雖然我完全知道這種教授式知識份子的虛假（它的虛假不是因為其學術性寫法，而是因為它排除其他表達的可能），但人卻不願意離開它，因為我們總靠著虛假生活。說得更直接一點，這虛假卻是知識份子的傲慢。

人、土地與社區

今天是父親節，小女兒親手做了這些DADDY公仔。

續上一篇

都市人與鄉村人對土地有很不同感覺。例如，都市人傾向從經濟角度看土地（例如，樓價），但鄉村人傾向從感情角度看土地。這解釋為何離開了鄉村而住在都市的人仍存有很強的「鄉下｣意識。「鄉下｣意識離不開土地，沒有土地就很難建立「鄉下｣意識。「鄉下｣不是個人建構出來，而是群體身分。所以，「鄉下｣使人產生回憶和所屬。相對地，都市人缺乏對土地的感情，所以，搬遷不會帶來明顯感情的傷害。相反，他們可能樂於搬遷，因為這牽涉身分和財富的變化。縱使都市人遷入鄉村居住，他也可能沒有建立任何「鄉下｣意識，因為他從沒有與土地發生感情。以上的描述沒有企圖將任何鄉村理想化，而是指出人與土地是有感情，並從土地建立身分和回憶，但都市的發展卻將這份人與土地的感情切割。結果，都市只是一個沒有靈魂（即身分與回憶）的商場和一幢幢屋苑。弔詭的是，政府卻努力在社區建立關係，但另一面，卻消滅社區關係。

雖然近三十年，人權的論述已轉向反歧視、文化身分和少數族裔權益（例如，聯合國於1992年通過「屬於國家或種族宗教和言語少數社群的權力」），但這論述並不包括中國人所講的「鄉下｣社區。此外，《基本法》第四十條對「新界」原居民的保護也不適用在菜園村上，因為它不是新界原居民。在此，我不是針對新界原居民，但一個發揮或扮演原居民鄉村功能的鄉村卻得不到保護。這是法律的荒謬。菜園村沒有祠堂，沒有祖地，居民只有50-60年歷史，但它跟其他原居民鄉村一樣建立其社區。菜園村社區不但有其經濟活動和公共工作地點（石崗菜站），更建立一種身分和回憶。若政府尊重原居民的傳統，不是原居民的其他社區是否就不需要尊重？若不需要尊重的話，政府對建立社區關係的承擔只是一種上而下的控制，而不是下而上的自由。

除了鄉村社區意識，菜園村更代表另類經濟活動（即種菜，果園）。但在當下社會發展計劃上，農務經濟活動卻不被看重。所以，政府不會覺得清拆菜園村是社會重要損失。相反，若政府認為農業經濟活動是重要的話，它會設法避免影響農耕地。因此，維護菜園村的權利不只關乎菜園村，更關乎對農業經濟活動的維護。香港未來發展不只是要融入「一小時生活圈」, 更要探討為何香港要完全投入成為商業化都市。這樣的都市只會是一個排斥、沒有社區意識和不持續性的社會。

按以上討論，我很難贊同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清拆菜園村符合公眾利益，反而這行為損害公眾利益。 (待續)

城鄉規劃下的人與土地的關係

日前，剛完成一篇與動物倫理有關的文章．這將會收錄在張婉雯的新著．書名不清楚，但不妨在七月書展時留意她的著作．

正著手寫另一篇有關菜園村短文（交稿6月27日)，現完成了三份一．先在此跟你們分享：

都市與鄉村有很多差異地方。本文主要從社區發展的角度談論他們之分別。相對於鄉村社區，都市社區很困難有明顯的界線（甚至沒有），以致社區關係較疏離。縱使住在都市人彼此間有一定關係，但這關係與土地不一定有關。因為都市社區甚少有本區就業、公共工作地點、社區活動地點、公共活動等等。以上的描述不是要將鄉村社區理想化（鄉村社區也有其可以改善的地方），而是指都市人不完全明白鄉村與土地的密切關係。因此，當都市人討論公眾利益時，他們失去與土地感情的維度。

誰是公眾利益的公眾？
就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為例，政府以公眾利益為由要清拆菜園村。所謂公眾利益，第一，就是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在日後香港經濟發展有重要角色。若鐵路不興建，長遠損失將會是整體香港人。第二，在當下經濟不景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將會為香港製造龐大和持續就業率（400億投資）。所以，反對和拖延興建是剝奪貧窮人的飯碗。第三，因深港兩地局民關係越來越密切，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有助縮減時間。有政府官員甚至說，「這有助在國內工作的港人可早點回港，與家人團聚。｣在這樣公眾利益論述下，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是與公眾作對，以私利高以公利。

我們知道公眾利益不是將眾人的利益加起來，更不是人多就是公眾利益。若是，這將會淪為民主的暴政。因此，重點牽涉如何達至公眾利益的過程和公眾價值。對此，我們需要有以下考慮：

第一，在機制上，我們需要有一個較為中立組織提供所討論議題的評估。例如，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社會影響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等等。

第二，在決定過程中提高公民的參與程度。然而，參與不只是公民自發性活動，更關乎制度上如何配合。例如，政府進行咨詢（政治宣傳還是平等對話）、政府的公開研究報告讓公民查閱等等。

第三，站在公義原則，我們需要在保障個人自由之餘，更要保護社會弱勢群體。例如，社會發展多從充權角度出發，而非只以補償態度回應問題。

第四，在討論公眾利益過程時，我們需要堅持社會核心價值。例如，生態社區發展比單純經濟發展更重要。

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清拆菜園村如何在程序上和價值上符合公眾利益？例如，政府提出被清拆的菜園村居民可以「上樓｣，但這絕對不是充權，而是去權（即破壞已存在的鄉村社區關係）。又鐵路發展不是強化都市與鄉村連繫，反而只關乎都市間連繫（具體地說，九龍西與深圳，不包括天水圍）。連繫永遠沒有足夠，而是是否必須。以下，我嘗試從人、土地與社區發展理解公眾利益。

在甘清行考察之外－與青年人一起的日子

於我來說，考察不只是關乎地與物，更關乎人。人不是考察的對象，而是同行者。因有同行者，我看見比自己一人看見更闊的地和更多的物。不僅如此，地和物因著與人的互動使他們成為有感之地與物和物，而非死物。誰是我往甘肅和清海的同行者？他們是香港中大學崇基學院和蘭州大學的同學。

同學們年齡約20歲左右，與我大女兒年齡相約。與他們相處八天中，我很欣賞他們愛玩、貪玩、懂玩和投入去玩之性情。坦白說，很多跟我年齡相約的中年人可能已不懂得玩，甚至懶得去玩。當然，玩耍與否是個人選擇，不能強迫，但懂得玩和愛玩卻為生活創造驚奇和活力。在蘭州，同學們摸黑也要到卡拉OK；在青海湖，他們踏單車；在敦煌，他們騎駱駝；在火車，他們玩撲克；在車上，他們唱歌。若說青年人不懂安靜時，我卻認為他們停不下不創造。雖然我不再可以有他們這樣的精力，但他們對玩的投入使一個風沙的下午帶來一股生命之風，也使靜寂的晚上添上點點星光。

青年人另一個特色，就是對他者的開放。因著對他者的開放，我們真實地相遇了。來自崇基學院18位同學本是陌路人，但卻發生友誼。與蘭州大學13位同學的關係也是一樣。在告別會上，當蘭州大學同學為兩位崇基同學預備生日蛋糕。從切蛋糕到擲蛋糕，崇基與蘭大實實在在已打成一遍了。當然，這份友誼也發生與敦煌莫高窟和嘉峪關的關係上。昔日，我們是在相片和文字中認識你們，但今日，卻親眼見你們。或許，你們不像相片中那麼完整美麗，但那麼完整美麗才是不真實的你們呢！當我們有機會在你們當中穿插時，我們正體會中國山水畫的人與山水之融合。這正是友誼的意思。

與青年人相遇的日子，我體驗時空交錯，並發現我的存在。查實，時空交錯的經驗已在考察過程中不斷出現。意即，甘肅二千年文化在今日再度展現、伊斯蘭教文化這麼近距離在我們生活中發生（指清真寺和清真食物）和我們竟開著車踏上昔日以駱駝代步的絲綢之路等等。那刻，我體驗生命的連繫與獨特、渺少與存在。昔日在今日，今日在昔日中。不只如此，同學們又帶我進入我沒有預計的時空。最後一晚，我們坐臥舖從敦煌回蘭州。坦白說，這不會是我今日選擇的交通方法，但這次經歷卻帶我回到25年前的景象。那時，我坐硬坐從深圳到北京，再從北京到齊齊哈爾。原來，我的曾在不是留在過去，而是繼續以存在在今日存在。

有了作為同行者的你們，莫高窟不只是世界文化遺產，更是有感情的佛像和飛天。同樣，嘉峪關不只是一座歷史見證，更是有生命的圍牆。與青年人一起沒有使我需要變得年青，因為我仍戀愛每日有一段時間坐下喝咖啡和沉思。然而，因著你們，我可以穿梭時空、感染生命的創造力，並與大地有情。

生生死死

另一場心疲力盡之旅將開始

終於修改完早前話完成的文章。原本計劃是一萬字，但最後寫了一萬五千字。希望不要被刪改。題目以改為　神學與香港社會－以敘事為基礎的公共神學。現將結論貼上：

對於公共神學的特性，Max Stackhouse 和Linell E.Cady分別指出：（一）它的形式是理性的，即符合理性論述的要求；（二）它的闊度超出教會和神學專業的語藝；（三）它對培育和更新文化有其堅實議程。然而，本文卻提出在香港的公共神學需要批判公共論域所強調的理性，不是因為理性不重要，而是因為理性不是最後。此外，本文沒有嘗試提出類似Dennis McCann的公民論述（civil discourse）為教會連上更闊的社會，反而卻唱反調，以敘述理解公共神學，肯定個體和不同社群的獨特性。最後，雖然本文肯定基督宗教對社會的貢獻，但卻以片斷角色出現。基督宗教信仰沒有一套完整的倫理，反而仍在追尋中。那麼，本文所提出的公共神學是否仍算是公共神學？這是一個不同場景下的公共神學還是對公共神學的不同理解？或許，我對公共神學主要的考慮不是如何將神學參與社會，而是神學如何開拓和維護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和參與性，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共同塑造他們共同的社會。

明日將開始撰寫一篇有關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之論文（八月中要起貨，因要在丹麥發表），又將會經歷另一場心疲力盡之旅。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講座要預備。其中一個要花更多時間準備的，是有關死亡的講座。

71 論述 －回歸，遊行與自由

因日前到了甘肅，踏上絲綢之路，所以，未能寫 Blog。不是因為行程太辛苦，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資訊封鎖，連 Blog 都不放過。無論如何，在行程中，我以 71 為題寫了一篇 '水長春' 文章。


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公開反對1997年7月1日香港成為中國一部份，因為這樣的人會被罵為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奴才｣．雖是如此，但我相信很多人會說，「我贊成香港成為中國一部份，但希望我可以參與塑造香港的生活．｣雖然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理解（有著重經濟，有看重政治），但這多元（縱使矛盾）理解卻可以為香港創造新環境．

71論述
要為香港創造新環境，首先要打破官方論述．官方論述充分透過71回歸日表達出來．第一，回歸一詞本身已存在主客觀念．中國政府是主，香港是客．因中國政府是主，作為客的香港不但沒有太多說話權，更沒有自主權．這也是為何我在台灣文流時，台灣的朋友不斷更改我用回歸一詞．歷史上，香港真的是中國一部份；情感上，香港人也視自己是中國人一份子．但這一切不等於香港仍是一個孤兒，等待著作為母親中國的擁抱．我們珍惜與中國的感情，但這感情不是母子（女）的關係，而是如朋友般的親情．可惜的是，在回歸論述下，這份朋友般的感情被視為反叛，甚至忤逆．奇怪的是，有母親卻滿足自己的孩子不成長．

第二，回歸日已潛移默化溶入在我們生活中．除了一般慶祝活動外，香港人可以自由選擇以不同形式過這日．有人選擇去旅行，也有選擇留港消費．然而，自由活動不等於71是香港人的日子．當看見商店以「慶祝71回歸，減價傾銷｣、「71優惠，只限一天｣時，香港人已接受71，將71化為生活一部份，並將71去政治化．結果，我們在不知不覺下接受以回歸看中港關係．這是政府柔性力量（soft power）的成功．

對抗71回歸論述
早於1997年，香港民間團體已組成71連繫，嘗試挑戰回歸的論述．即強調香港人的自主．其中之一，就是在71回歸日與慶祝回歸的活動打對台．例如，慶祝者只談政府的德政時，對抗71回歸論述者則強調政府的敗績，並要求落實民主．對一個要臉子的政府來說，這對抗是踩場，不可容忍．但若細心留意對抗者的要求時，他們絕非無中生有．所以，若政府懂得聆聽，並具體回應人民訴求時，對抗者可正面被視為參與塑造香港的生活．可惜的是，政府總喜歡在參加遊行人數一事上攪小動作，沒有開放地接受對抗者的批評，甚至視他們為反中亂港．

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抗71回歸論述並不構成一股龐大勢力，不但因為政府論述的成功，更因為香港人對政治忽冷忽熱的態度．雖是如此，但對抗71回歸論述已漸漸成為香港人另一選擇．即在歌舞昇平之外，我們可以說批評的話．在吃喝玩樂之外，我們可以選擇遊行抗議．一方面，對抗71回歸論述容許各自表達，沒有需要統一口徑．另一方面，它提供一個平台，讓人自由參與．2003年的對抗71回歸論述就是一個眾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不但因為參加者是自由而來，更因為參加者有各自議程．那時的董建華政府沒有聽見人民的訴求，反而堅持要通過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結果，他被人民拉下．當然，在中國政府眼中，政府官員沒有被拉下的可能，只有因病請辭．

在這次經驗中，香港人體驗人民的力量，認識無力者的能力，也知道公共平台的重要．然而，我們卻看見一種嘗試主導這平台的意識慢慢出現．若真是這樣，他們正重犯71回歸論述的錯誤，就是將對抗71回歸論述視為新的論述主導人民，失去其原初的批判性．這新的論述可能是一種騎劫．

保持對抗71回歸論述的自由性
事實上，自2003年71遊行後，以後71遊行的參加者人數已明顯下降．這經驗讓我們認識對抗71回歸論述的特性．第一，它是不固定的，而是流動性．曾參加遊行者不會固定在每年7月1 日出來遊行，反而會選擇性地和按個別議題參與．對搞運動的人來說，這是最失敗．但對公民社會來說，這是最能體驗自主．第二，它的連繫是鬆散的，但卻可以同心一志．因此，籌辦者嘗試透過更有組織連繫各參加組織可能不切實際，反而應努力擴展這平台，讓不同組織可以自由表述．表面看來，這鬆散的連繫不容易產生政治影響力，但鬆散不等於烏合之眾．第三，它不是一個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論域，而是一個充滿惰緒和衝動．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它破壞公共論域，反而它為公共論域提供一個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的原素．因此，我們不需要過份批評遊行中可能出現的不理性口號和行動．

今年71繼續會是政府71回歸論述與對抗71回歸論述之爭．同時，也是維護對抗71回歸論述的自由與對抗71回歸論述之爭．當這爭議一日繼續出現，這就代表公民社會繼續活躍．我不是對爭議存在幻想，而是我不相信天國可以在人間完全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可以真實落實．當人與制度脫離不了罪時，我們就要打破控制性論述，追求回復人的自由之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