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不會只令你流淚的電影，因為在流淚中，我們認識人的尊嚴，也肯定人的尊嚴。所以，流淚不是只因傷痛，更是因帶感謝。死亡的弔詭性是它將人與人連結，但與此同時，死亡也將倖存者與死者分開。感謝與可惜在死亡此刻重疊了。
就這電影，我有以下的聯想：
1. 死亡對日本人來說，可以是一種對藝術的處理。雖是如此，但死亡與污染仍存在密切關係。
伸延討論
a. 認識死亡離不開對宗教文化的認識。佛教，道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等如何理解死亡？
b. Mary Douglas 在其 Purity and Danger 一書如何理解死亡是不潔和禁忌？又我們如何從不潔轉回潔淨？
2. 日本人對自身傳統文化的保存（對死亡的處理，例如，在家庭中）成為對都市化，甚至全球化一種挑戰。
伸延討論
a. 都市化和現代化如何將死亡邊緣化和非人化？其中所牽涉的課題是對醫院，殯儀館和墳場等等的批判。
b. 傳統文化如何可以成為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力量？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此有何討論？
3. 死亡與身體存在一種弔詭的關係。即死亡否定身體，但在出殯時，卻以最好的身體（面容）迎接死亡。
伸延討論
a. 甚麼是死亡？甚麼是我是我的身體？死者的身體變化。
b. 我們如何理解安樂死？
c. 如何表達對身體（包括死者）的尊重？它有何重要性？
4. 倖存者與死者的情意結，其中可以有忿怒，悲哀，感謝等等。
伸延討論
a. 不同死亡（年齡，死亡因由）對倖存者有不同意義。參考Stanley Hauerwas, Suffering Presence。
b. 倖存者與死者的關係的支持和關懷：例如，let go or/and bonding。
c. 與倖存者一起的日子。
5. 禮儀師的專業－以人為本。
a. 香港殯行業的發展現況。例如，是否出現壟斷？
b. 從業員的培訓。
6. 死亡與上路－一個對儀軌的討論。
a. A. van Gennep在其書 The Rites of Passages 對儀軌（ritual）的研究如何在死亡一事上表達出來？
b. 宗教的象徵與儀軌的關係。參考 Victor Turner 的觀點。
7. 回憶，公義與盼望
a. 回憶六四
b. 掃墓
明報（2008年3月16日）
流感、恐懼與回憶 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流感的聯想
執筆之際，專家還未証實三名小童之死是由流感導致。雖是如此，但政府緊急宣布（三月十二日晚上九時）全港幼稚園及小學由三月十三日起停課兩個星期的決定使人對當下流感的殺傷力不敢輕率。事實上，人對事物的理解往往是透過聯想而建立。例如，對很多小學生來說，學校停課只有放假的意義。所以，他們沒有愁容，反而興高采烈。但對很多家長來說，學校停課可能象徵流感已失控、傳染，甚至死亡等等，因為他們將此事與2003年的「沙士」(SARs)聯想起來。然而，我們不要以為昔日的「沙士」經驗就等於我們更有準備面對新的不肯定。或許，在公共健康政策層面上，這可能是對，但在個人實存層面上，這邏輯並不通用，不但因為死亡和恐懼是沒有可綵排的，更因為個人的實存永遠是此時此刻。因此，市民不會因政府呼籲而不恐慌。
集體回憶
縱使死亡和恐懼對個人來說是實存性，但這不等於社會就不能夠為個人提供有效的支援。這裡所指的支援不是醫療，而是文化。意即，社會可以透過集體回憶，建立一種團結精神，幫助市民面對新的不肯定。例如，數年前（梁錦松先生任財政司司長），當香港面對經濟不景時，政府官員就唱《獅子山下》，電視台也重播《獅子山下》，因為他們相信這集體回憶不但可以吸納市民當下的艱難，更能為他們提供盼望，並由此而來的勇氣。雖然市民對政府的做法反應不一（有人批評《獅子山下》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但這沒有推翻回憶對社會和市民的重要。我的關注：我們的社會傾向保留愉快和歡欣的集體回憶，但卻刻意將痛苦的回憶去除。結果是，我們不但沒有從回憶中得到需要的勇氣（反而可能更自怨自埋），更忘記那些曾在和仍在痛苦中的市民。這解釋為何當政府提起《獅子山下》時，市民沒有很大的共鳴，因為我們的社會從不習慣對痛苦有回憶。這也解釋為何每次發生在天水圍的悲劇都帶來全城關注，因為悲劇過去後，我們已忘記了天水圍了。
回憶賦予人的時間感和歷史感。回憶似乎屬於歷史，但卻關乎將來，因為它將生命的片段連結和編排，並賦予意義。因此，沒有人可以沒有回憶，他只是選擇不同的回憶。此外，回憶建立我們聯想的資源庫，讓我們可以承載不同的不肯定。又因人是在社會裡生活，我們就不能只滿足於個人的回憶，更關注集體回憶。尤其當下流感肆虐時，我們需要集體回憶讓我們可共同面對生命的不肯定。
沒有痛苦回憶的城市
可惜的是，在一個過份受政治因素決定和受經濟主導的香港社會裡，我們不願意，也不敢對痛苦有太多集體回憶。九七前，我們有香港重光紀念日，但因這日的殖民地主義色彩太濃（這是紀念英國在二次大戰後於當日起正式重新管治香港），所以，香港人沒有看這日是自己的日子。九七後，香港重光紀念日的公眾假期曾一度被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取代，但最後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公眾假期於1998年被佛誕取代。這一切的轉變似乎反映我們的社會沒有留下空間作痛苦的回憶。又縱使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晚會，因政治緣故，以致有人高聲叫「忘記過去，奮勇向前」。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上，痛苦的回憶沒有佔上任何位置。
2003年發生的「沙士」又是另一例子。全城死了299人，而受感染者超過千人。當年發生在淘大花園的片段仍瀝瀝在目。那時，看見一個又一個家庭被疏散和隔離的情景，心中很難過。「沙士」過去，淘大花園又被打造為消費商場，一浪接一浪的慶祝活動，為要回復昔日歡樂的面貌。這是無可口非的。當歌舞昇平過後，我們應當紀念我們當中的痛苦者。可惜的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只看見自己是幸運兒，沒有被感染。再加上對樓價的考慮，我們的沒有考慮在淘大花園立碑紀念這事和痛苦者。一個痛苦的回憶就被淡化，而痛苦者的故事也從消費中消失。
痛苦被私人化和邊緣化
當然，痛苦並沒有因社會刻意的遺忘而消失，但它卻被私人化和邊緣化。私人化是指痛苦是個人的事，與社會無關。表面看來，這是對個人私隱的尊重，但實質，這說出一個沒有憂戚與共的社會。邊緣化是指苦難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縱使香港的墳場有浩園和國殤紀念墳場，但引用傳柯（Foucault）的概念，墳場是一種異域（hétérotopie），一種在文化的正常和主流空間世界以外空間。換句話說，痛苦的回憶似乎在我們當中，但實際上，它是以異域形態出現，不容許在我們生活世界中佔一位置。
強調痛苦的回憶是因為沒有社會可以沒有痛苦。只有透過痛苦回憶，我們社會才不會遺棄痛苦者。在此，我並不是呼籲我們的社會要設立數天紀念日（例如，紀念九一八事件），而是指出一個刻意忘記痛苦回憶的社會之悲哀。
我們的社會需要痛苦回憶
按碧克（U.Beck）和紀登士（A.Giddens）描述，全球化特徵之一就是風險增加。紀登士甚至以失控（runaway）來描述當下世界。雖然他沒有直接討論公共衛生，但從禽流感全球性的爆發、全球暖化和交通方便帶來人與人更多接觸等等來看，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的日子將會有更多新的病菌和更多不肯定。面對如此一個生活世界，我們所需要的，原來不是一個又一個克服困難的故事與回憶，而是痛苦的回憶。痛苦的回憶沒有如想像中打沉我們的意志，反而肯定我們是同路人，顧念著痛苦者。更重要，痛苦的回憶使我們知道生命是有痛苦，以致不需對痛苦的來臨過份驚訝，反而有能力與痛苦共存。
這只是一些很初步的聯想。你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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