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我們的七一



於七一當日沿路發售,全書厚達256頁,多達17萬字,售價HK$71,大家請多多支持!聽聞在 7Eleven 也有得買。

作者有:

馬傑偉,馮可立,龔立人 ,呂大樂,戴耀廷,陳韜文,陳健民,陸恭蕙,單仲階,黃英琦,羅永生,邵家臻,練乙錚,歐贊年,劉銳紹,馬國明 ,成名,鄭宇碩,陳士齊,張超雄,洪清田,劉慧卿,曾建成,葉蔭聰,林藹雲,梁國雄,蕭若元等等。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活得好

自擔起香港基督徒學會署理總幹事一職後,我就需要以學會身分出席不同聚會和活動。上星期六,我參加一個有關基督徒參與公共社會的研討會。明日,我會出席一個有關從菜園村看城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鄉論壇。對於這些研討會,我沒有太大壓力,因為我很習慣 '講野'。然而,今晚,我卻出席一個爭取居港權十周年燭光晚會。除了六四外,我較少出席其他抗爭活動。雖然這不是我一直關注的事,但看見參加者的積極投入,我祈禱說,上主,聽他們多年流淚的禱告。

當晚,我說:

我們在這裡聚集,是見證家庭團聚的重要。我們懷念著我們的家人,也紀念那些已沒有時間等候團聚而離世的朋友。

我們曾因被剝奪家庭團聚權利而感到憤怒,無奈和沮喪。但因著家人和朋友的愛與支持,我們今天仍活得好。活得好不是對不公義無條件接受,而是以活得好揭露政府的謊言。就是我們的家人團聚不會連累香港人,而是對香港的祝福。

當下的風雨提醒我們曾風雨同行,現在也是,將來也會是。祝願他們各人要活得好(縱使生活艱難)。這是向家人的承諾,也是對政府謊言的抗議。

2009年6月24日 星期三

知識份子的虛假與傲慢

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算為一個知識份子?當然,這又關乎甚麼是知識份子?除了對社會文化的承擔之外,知識份子有一定學術能力和觀點。然而,在當下大學競爭下,知識份子也需要不斷發表學術論文。否則,他就被剝奪教授名稱。教授不等於知識份子,但不幸地,這兩者已劃上等號了。更不幸地,知識份子已被教授所代表的價值主導了。

近年來,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本很平民的書。其中沒有需要有註腳,寫法也不需要很學術性。縱使還未動筆,但我相信這書將會很有銷路。當然,我相信這書對閱讀者會有幫助。然而,若我真的投入這工程,我將要放下對作為教授式(或學院式)知識份子的思維。雖然我完全知道這種教授式知識份子的虛假(它的虛假不是因為其學術性寫法,而是因為它排除其他表達的可能),但人卻不願意離開它,因為我們總靠著虛假生活。說得更直接一點,這虛假卻是知識份子的傲慢。

2009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人、土地與社區


今天是父親節,小女兒親手做了這些DADDY公仔。
續上一篇

都市人與鄉村人對土地有很不同感覺。例如,都市人傾向從經濟角度看土地(例如,樓價),但鄉村人傾向從感情角度看土地。這解釋為何離開了鄉村而住在都市的人仍存有很強的「鄉下」意識。「鄉下」意識離不開土地,沒有土地就很難建立「鄉下」意識。「鄉下」不是個人建構出來,而是群體身分。所以,「鄉下」使人產生回憶和所屬。相對地,都市人缺乏對土地的感情,所以,搬遷不會帶來明顯感情的傷害。相反,他們可能樂於搬遷,因為這牽涉身分和財富的變化。縱使都市人遷入鄉村居住,他也可能沒有建立任何「鄉下」意識,因為他從沒有與土地發生感情。以上的描述沒有企圖將任何鄉村理想化,而是指出人與土地是有感情,並從土地建立身分和回憶,但都市的發展卻將這份人與土地的感情切割。結果,都市只是一個沒有靈魂(即身分與回憶)的商場和一幢幢屋苑。弔詭的是,政府卻努力在社區建立關係,但另一面,卻消滅社區關係。

雖然近三十年,人權的論述已轉向反歧視、文化身分和少數族裔權益(例如,聯合國於1992年通過「屬於國家或種族宗教和言語少數社群的權力」),但這論述並不包括中國人所講的「鄉下」社區。此外,《基本法》第四十條對「新界」原居民的保護也不適用在菜園村上,因為它不是新界原居民。在此,我不是針對新界原居民,但一個發揮或扮演原居民鄉村功能的鄉村卻得不到保護。這是法律的荒謬。菜園村沒有祠堂,沒有祖地,居民只有50-60年歷史,但它跟其他原居民鄉村一樣建立其社區。菜園村社區不但有其經濟活動和公共工作地點(石崗菜站),更建立一種身分和回憶。若政府尊重原居民的傳統,不是原居民的其他社區是否就不需要尊重?若不需要尊重的話,政府對建立社區關係的承擔只是一種上而下的控制,而不是下而上的自由。

除了鄉村社區意識,菜園村更代表另類經濟活動(即種菜,果園)。但在當下社會發展計劃上,農務經濟活動卻不被看重。所以,政府不會覺得清拆菜園村是社會重要損失。相反,若政府認為農業經濟活動是重要的話,它會設法避免影響農耕地。因此,維護菜園村的權利不只關乎菜園村,更關乎對農業經濟活動的維護。香港未來發展不只是要融入「一小時生活圈」, 更要探討為何香港要完全投入成為商業化都市。這樣的都市只會是一個排斥、沒有社區意識和不持續性的社會。

按以上討論,我很難贊同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清拆菜園村符合公眾利益,反而這行為損害公眾利益。 (待續)

2009年6月19日 星期五

城鄉規劃下的人與土地的關係

日前,剛完成一篇與動物倫理有關的文章.這將會收錄在張婉雯的新著.書名不清楚,但不妨在七月書展時留意她的著作.

正著手寫另一篇有關菜園村短文(交稿6月27日),現完成了三份一.先在此跟你們分享:

都市與鄉村有很多差異地方。本文主要從社區發展的角度談論他們之分別。相對於鄉村社區,都市社區很困難有明顯的界線(甚至沒有),以致社區關係較疏離。縱使住在都市人彼此間有一定關係,但這關係與土地不一定有關。因為都市社區甚少有本區就業、公共工作地點、社區活動地點、公共活動等等。以上的描述不是要將鄉村社區理想化(鄉村社區也有其可以改善的地方),而是指都市人不完全明白鄉村與土地的密切關係。因此,當都市人討論公眾利益時,他們失去與土地感情的維度。

誰是公眾利益的公眾?
就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為例,政府以公眾利益為由要清拆菜園村。所謂公眾利益,第一,就是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在日後香港經濟發展有重要角色。若鐵路不興建,長遠損失將會是整體香港人。第二,在當下經濟不景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將會為香港製造龐大和持續就業率(400億投資)。所以,反對和拖延興建是剝奪貧窮人的飯碗。第三,因深港兩地局民關係越來越密切,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有助縮減時間。有政府官員甚至說,「這有助在國內工作的港人可早點回港,與家人團聚。」在這樣公眾利益論述下,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是與公眾作對,以私利高以公利。

我們知道公眾利益不是將眾人的利益加起來,更不是人多就是公眾利益。若是,這將會淪為民主的暴政。因此,重點牽涉如何達至公眾利益的過程和公眾價值。對此,我們需要有以下考慮:

第一,在機制上,我們需要有一個較為中立組織提供所討論議題的評估。例如,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社會影響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等等。

第二,在決定過程中提高公民的參與程度。然而,參與不只是公民自發性活動,更關乎制度上如何配合。例如,政府進行咨詢(政治宣傳還是平等對話)、政府的公開研究報告讓公民查閱等等。

第三,站在公義原則,我們需要在保障個人自由之餘,更要保護社會弱勢群體。例如,社會發展多從充權角度出發,而非只以補償態度回應問題。

第四,在討論公眾利益過程時,我們需要堅持社會核心價值。例如,生態社區發展比單純經濟發展更重要。

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清拆菜園村如何在程序上和價值上符合公眾利益?例如,政府提出被清拆的菜園村居民可以「上樓」,但這絕對不是充權,而是去權(即破壞已存在的鄉村社區關係)。又鐵路發展不是強化都市與鄉村連繫,反而只關乎都市間連繫(具體地說,九龍西與深圳,不包括天水圍)。連繫永遠沒有足夠,而是是否必須。以下,我嘗試從人、土地與社區發展理解公眾利益。

2009年6月14日 星期日

在甘清行考察之外-與青年人一起的日子





於我來說,考察不只是關乎地與物,更關乎人。人不是考察的對象,而是同行者。因有同行者,我看見比自己一人看見更闊的地和更多的物。不僅如此,地和物因著與人的互動使他們成為有感之地與物和物,而非死物。誰是我往甘肅和清海的同行者?他們是香港中大學崇基學院和蘭州大學的同學。

同學們年齡約20歲左右,與我大女兒年齡相約。與他們相處八天中,我很欣賞他們愛玩、貪玩、懂玩和投入去玩之性情。坦白說,很多跟我年齡相約的中年人可能已不懂得玩,甚至懶得去玩。當然,玩耍與否是個人選擇,不能強迫,但懂得玩和愛玩卻為生活創造驚奇和活力。在蘭州,同學們摸黑也要到卡拉OK;在青海湖,他們踏單車;在敦煌,他們騎駱駝;在火車,他們玩撲克;在車上,他們唱歌。若說青年人不懂安靜時,我卻認為他們停不下不創造。雖然我不再可以有他們這樣的精力,但他們對玩的投入使一個風沙的下午帶來一股生命之風,也使靜寂的晚上添上點點星光。

青年人另一個特色,就是對他者的開放。因著對他者的開放,我們真實地相遇了。來自崇基學院18位同學本是陌路人,但卻發生友誼。與蘭州大學13位同學的關係也是一樣。在告別會上,當蘭州大學同學為兩位崇基同學預備生日蛋糕。從切蛋糕到擲蛋糕,崇基與蘭大實實在在已打成一遍了。當然,這份友誼也發生與敦煌莫高窟和嘉峪關的關係上。昔日,我們是在相片和文字中認識你們,但今日,卻親眼見你們。或許,你們不像相片中那麼完整美麗,但那麼完整美麗才是不真實的你們呢!當我們有機會在你們當中穿插時,我們正體會中國山水畫的人與山水之融合。這正是友誼的意思。

與青年人相遇的日子,我體驗時空交錯,並發現我的存在。查實,時空交錯的經驗已在考察過程中不斷出現。意即,甘肅二千年文化在今日再度展現、伊斯蘭教文化這麼近距離在我們生活中發生(指清真寺和清真食物)和我們竟開著車踏上昔日以駱駝代步的絲綢之路等等。那刻,我體驗生命的連繫與獨特、渺少與存在。昔日在今日,今日在昔日中。不只如此,同學們又帶我進入我沒有預計的時空。最後一晚,我們坐臥舖從敦煌回蘭州。坦白說,這不會是我今日選擇的交通方法,但這次經歷卻帶我回到25年前的景象。那時,我坐硬坐從深圳到北京,再從北京到齊齊哈爾。原來,我的曾在不是留在過去,而是繼續以存在在今日存在。

有了作為同行者的你們,莫高窟不只是世界文化遺產,更是有感情的佛像和飛天。同樣,嘉峪關不只是一座歷史見證,更是有生命的圍牆。與青年人一起沒有使我需要變得年青,因為我仍戀愛每日有一段時間坐下喝咖啡和沉思。然而,因著你們,我可以穿梭時空、感染生命的創造力,並與大地有情。

2009年6月12日 星期五

生生死死


另一場心疲力盡之旅將開始


終於修改完早前話完成的文章。原本計劃是一萬字,但最後寫了一萬五千字。希望不要被刪改。題目以改為 神學與香港社會-以敘事為基礎的公共神學。現將結論貼上:
對於公共神學的特性,Max Stackhouse 和Linell E.Cady分別指出:(一)它的形式是理性的,即符合理性論述的要求;(二)它的闊度超出教會和神學專業的語藝;(三)它對培育和更新文化有其堅實議程。然而,本文卻提出在香港的公共神學需要批判公共論域所強調的理性,不是因為理性不重要,而是因為理性不是最後。此外,本文沒有嘗試提出類似Dennis McCann的公民論述(civil discourse)為教會連上更闊的社會,反而卻唱反調,以敘述理解公共神學,肯定個體和不同社群的獨特性。最後,雖然本文肯定基督宗教對社會的貢獻,但卻以片斷角色出現。基督宗教信仰沒有一套完整的倫理,反而仍在追尋中。那麼,本文所提出的公共神學是否仍算是公共神學?這是一個不同場景下的公共神學還是對公共神學的不同理解?或許,我對公共神學主要的考慮不是如何將神學參與社會,而是神學如何開拓和維護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和參與性,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共同塑造他們共同的社會。

明日將開始撰寫一篇有關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之論文(八月中要起貨,因要在丹麥發表),又將會經歷另一場心疲力盡之旅。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講座要預備。其中一個要花更多時間準備的,是有關死亡的講座。

2009年6月8日 星期一

71 論述 -回歸,遊行與自由


因日前到了甘肅,踏上絲綢之路,所以,未能寫 Blog。不是因為行程太辛苦,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資訊封鎖,連 Blog 都不放過。無論如何,在行程中,我以 71 為題寫了一篇 '水長春' 文章。


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公開反對1997年7月1日香港成為中國一部份,因為這樣的人會被罵為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奴才」.雖是如此,但我相信很多人會說,「我贊成香港成為中國一部份,但希望我可以參與塑造香港的生活.」雖然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理解(有著重經濟,有看重政治),但這多元(縱使矛盾)理解卻可以為香港創造新環境.

71論述
要為香港創造新環境,首先要打破官方論述.官方論述充分透過71回歸日表達出來.第一,回歸一詞本身已存在主客觀念.中國政府是主,香港是客.因中國政府是主,作為客的香港不但沒有太多說話權,更沒有自主權.這也是為何我在台灣文流時,台灣的朋友不斷更改我用回歸一詞.歷史上,香港真的是中國一部份;情感上,香港人也視自己是中國人一份子.但這一切不等於香港仍是一個孤兒,等待著作為母親中國的擁抱.我們珍惜與中國的感情,但這感情不是母子(女)的關係,而是如朋友般的親情.可惜的是,在回歸論述下,這份朋友般的感情被視為反叛,甚至忤逆.奇怪的是,有母親卻滿足自己的孩子不成長.

第二,回歸日已潛移默化溶入在我們生活中.除了一般慶祝活動外,香港人可以自由選擇以不同形式過這日.有人選擇去旅行,也有選擇留港消費.然而,自由活動不等於71是香港人的日子.當看見商店以「慶祝71回歸,減價傾銷」、「71優惠,只限一天」時,香港人已接受71,將71化為生活一部份,並將71去政治化.結果,我們在不知不覺下接受以回歸看中港關係.這是政府柔性力量(soft power)的成功.

對抗71回歸論述
早於1997年,香港民間團體已組成71連繫,嘗試挑戰回歸的論述.即強調香港人的自主.其中之一,就是在71回歸日與慶祝回歸的活動打對台.例如,慶祝者只談政府的德政時,對抗71回歸論述者則強調政府的敗績,並要求落實民主.對一個要臉子的政府來說,這對抗是踩場,不可容忍.但若細心留意對抗者的要求時,他們絕非無中生有.所以,若政府懂得聆聽,並具體回應人民訴求時,對抗者可正面被視為參與塑造香港的生活.可惜的是,政府總喜歡在參加遊行人數一事上攪小動作,沒有開放地接受對抗者的批評,甚至視他們為反中亂港.

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抗71回歸論述並不構成一股龐大勢力,不但因為政府論述的成功,更因為香港人對政治忽冷忽熱的態度.雖是如此,但對抗71回歸論述已漸漸成為香港人另一選擇.即在歌舞昇平之外,我們可以說批評的話.在吃喝玩樂之外,我們可以選擇遊行抗議.一方面,對抗71回歸論述容許各自表達,沒有需要統一口徑.另一方面,它提供一個平台,讓人自由參與.2003年的對抗71回歸論述就是一個眾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不但因為參加者是自由而來,更因為參加者有各自議程.那時的董建華政府沒有聽見人民的訴求,反而堅持要通過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結果,他被人民拉下.當然,在中國政府眼中,政府官員沒有被拉下的可能,只有因病請辭.

在這次經驗中,香港人體驗人民的力量,認識無力者的能力,也知道公共平台的重要.然而,我們卻看見一種嘗試主導這平台的意識慢慢出現.若真是這樣,他們正重犯71回歸論述的錯誤,就是將對抗71回歸論述視為新的論述主導人民,失去其原初的批判性.這新的論述可能是一種騎劫.

保持對抗71回歸論述的自由性
事實上,自2003年71遊行後,以後71遊行的參加者人數已明顯下降.這經驗讓我們認識對抗71回歸論述的特性.第一,它是不固定的,而是流動性.曾參加遊行者不會固定在每年7月1 日出來遊行,反而會選擇性地和按個別議題參與.對搞運動的人來說,這是最失敗.但對公民社會來說,這是最能體驗自主.第二,它的連繫是鬆散的,但卻可以同心一志.因此,籌辦者嘗試透過更有組織連繫各參加組織可能不切實際,反而應努力擴展這平台,讓不同組織可以自由表述.表面看來,這鬆散的連繫不容易產生政治影響力,但鬆散不等於烏合之眾.第三,它不是一個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論域,而是一個充滿惰緒和衝動.雖是如此,但這不等於它破壞公共論域,反而它為公共論域提供一個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的原素.因此,我們不需要過份批評遊行中可能出現的不理性口號和行動.

今年71繼續會是政府71回歸論述與對抗71回歸論述之爭.同時,也是維護對抗71回歸論述的自由與對抗71回歸論述之爭.當這爭議一日繼續出現,這就代表公民社會繼續活躍.我不是對爭議存在幻想,而是我不相信天國可以在人間完全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可以真實落實.當人與制度脫離不了罪時,我們就要打破控制性論述,追求回復人的自由之社會環境.